从传统文化到中医藏象体系
李致重
2012.8.12
一百年来，也就是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国内离开理论搞实践的现象，以用代学、以干代学的风气很严重。如果一个成熟的学科偏离了它的基础理论，对它的发展肯定非常不利。因此崔月犁老先生1982年一开始担任卫生部部长，就召开了衡阳会议，提出了“保持和发扬中医中药特色”这样一个题目。那么，中医的特色在哪里？这就需要我们同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医学是怎么来的；第二，中医“我是谁”。背着这样一个历史难题，我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医学的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软科学就是关于管理科学的科学。科学学就是研究科学发展的科学。今天我们提出“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医之道”，同样也是我们三十年前的使命和任务。虽然是老题目，但仍然是新问题，其原因就是这两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清楚。
最近国内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医医》。所谓《医医》，是从清代吴鞠通的《医医病书》意思上引申来的。第一个“医”是动词，医治的意思；第二个“医”是名词，指中医而言。出版这两本书的意思，一是要破，破除中医的西化；一是要立，要把中医真正的内核、原理、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确立起来，重铸中医之魂。
一、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基础
文化的含义以及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这个词应该说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但是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版本。国内外关于文化的解释大概有146种，多数是对其外涵的解释，而不是内涵的定义。我认为，就文化这个词来说，其本质意义是理性思维的产物。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根本要素在于人有理性思维，只有人才有追求知识的能力。所以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讲：“求知是人的天性。即使毫无实用目的，人们也总是喜欢使用自己的感官，尤其是眼睛，就是个明证。”所以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这个知识包括了人类对社会的、自然的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也就是知识的总结。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少不了文字。虽然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也有思维，就有知识存在，但是有了文字，知识的传承及存在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化就是人类知识的文字化。
文字和知识是一体两面。所谓一体，二者都是人所创造的，都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产物；所谓两面，文化需要文字的传承，有了文字，文化的产生、传承、传播才会飞速地发展，而文化在沿革的过程中或者发展过程中也推动了文字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常说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这些内容是文化的精华，其中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类的思维精华；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科学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这四个方面是超越国界和时空的。以往我们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采取的态度不够理性。我们人类一般就活几十岁，与中国的五千年或者六千年文明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匆匆过客，因此我们往往会把历史观看得很局限。而事实上，文化没有新旧之别，凡是对人类，对这个时代有用的、有价值的，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能向着绝对真理性再迈进一大步的文化，永远是新的。标准就是一条，有用。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文化高峰，每一次文化高峰的历史跨度大约在一千年左右。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的春秋秦汉时期；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第一次高峰成就的是哲学，在哲学的推动下产生了好多哲学体系下的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第二次高峰成就的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推动下，人类进入到空前的物质文明阶段。
这两次文化高峰显然是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次高峰是朝着形而上的方向研究，在观察一种现象的时候，必然要提到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的：这是怎么来的？这是怎么变的？这将来是怎么去的？这是朝着形而上的角度讲，问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因。就中医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天地是人类的真正的父母，所以研究人的变、研究人的生、研究人的去，就不能离开天地。
近代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比如，声、光、电、磁等现象，它不构成完整的事物；或者研究物质结构，打开事物看它的细胞，看构成它的分子，一步一步“解剖”下去。遇到了高山，遇到了花鸟鱼虫，都要这样解开看看。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开看还不够，还需要化学的方法对它再进行还原。
近代人不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忽略了最起码的现实。台湾一位学者说，从西汉开始一直到民国末年，在长达17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GDP，遥居世界第一。最低在民国末年还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而现在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这难道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吗？
另一方面，文化不等于文明，哲学也不等于哲学名言。同样，科学也不等于就是真理。要把以文化的名义、以哲学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编造出来的那些所谓文化、所谓科学、所谓哲学清除出去，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必须要有的强烈的意识。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十年的“革命”，后来我们中央给它定性为“十年浩劫”，它毁掉的是文化的真善美，毁掉的是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做人的原则。
传统文化与国学
在那疯狂的十年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说成是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封建的，这是极不合理、极不科学的。传统文化，绝不是贬义词，不代表文化的过去时，而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和习惯。它之所以从古沿传到今，必然有其合理内核，尤其是核心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封建”这个词，在中国被错用了一百年。井田社会才是中国真正的封建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段真正的封建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阶段，而不是毁灭阶段。秦始皇统一七国，“废井田，开阡陌”，建立了所谓的新制度，那个制度的核心是专制，而不是封建。一百年来，我们把封建和专制混淆了。
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指本国有史以来传承下来的学术。但是哪些内容该放到国学里头？是京剧？相声？民俗？关于国学的内容，章太炎先生提出来，应该是经、史、子、集。这个范围可能大了一些。民国时期马寅初先生认为六艺，也就是六经，应该是国学的核心，即《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和《乐经》。1923年，《清华周刊》请梁启超和胡适先生开列了一个国学的入门书目。这些书大概分了五类：第一类是修养应用和思想史关系的书；第二类是政治类以及文献学的书；第三类是韵书类；第四类是小学以及文法的书，相当于现在的汉语言文学；第五类是随时涉览的书。在这五类里头，梁启超先生一共开了137种，单单就修养应用和思想史关系这方面而言，他就开列了39种。而且梁启超先生有一句话需要我们去玩味：“所列五项，倘能以法读之，则国学根基略立，可以为将来达成之基也。”意思是说，把这些基本要目里头所框列的书好好地读过，将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大才。梁启超先生同时开列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5种。我们总不能当文化浮萍，不能只知道西方的，不知道自己的根基何在，那就很危险了。
读国学的目的，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梁启超先生着重谈了三点：一是陶冶道德，完善人格。梁启超先生讲：“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要立在正经地方上，“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基，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那还谈什么学问。所以国学的核心、精华必须读好。
第二点他强调，先学好国学根基，才有利于读好西学。梁启超先生当时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开始阶段，即已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重构，现在我们是只读洋书，不读国学。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思想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用处。梁启超先生还强调：“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影响。”若只学西学，“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
他读国学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增强记忆，磨练思维，提升境界。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掌握的东西多了，再用眼光去分析它，形成熟练的思维方式，才有观察思考的能力，才能逐渐提高文化境界。
二、中医学是怎么来的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来说首先是哲学，而讲到哲学和中医的关系，首先要提到《易经》。在夏朝的时候有《连山易》，在商朝的时候有《归藏易》。到周朝的时候，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易》。《周易》实际上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经讲的是卦，传讲的是哲学问题。所以《易经》在传播过程中分为两大派：易理派，象数派。易理派着重讲哲学的深层道理，象数派则向预测、占卜方向发展。
《易经》的易字，有三个意思。首先，易是变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太极动则生两仪，两仪动则生四象，四象再动则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变化无穷。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没有灯光，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再怎么使劲盯着四壁墙，也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如果墙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出现一盏灯，那么这壁墙就“变化”了，你看到一盏灯，继而慢慢看清墙壁上的一切，再慢慢看到屋子里的一切。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没有事物的“变”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
易字的另一个解释，是简易。《易经》的哲学精神给我们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抓住简单的规律，就掌握住了大多数事物的规律、原则。
易的第三个意思是不易。什么叫不易呢？就是不变。《易经》所讲的这些哲学道理是千古不变的，你要想轻易动一动，对不起，看看你的学问水平够不够，看看历史和现实认可不认可。“千古不易者谓之经。”
对于中医来说，《易经》所讲的变异，恰恰就是中医面对的人：他今天是健康人，突然伤风感冒，明天病了，后天病情加重了，如果救治不及时他还会沿着病情不断深化的路往下走，这个过程就是变。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变。离开了变异就是太极??什么都没有。中医必须首先把生命视为运动变化的过程，才能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疾病。作为一个中医医生，必须捕捉随时运动变化的过程，否则就无从处方、无从用药。《易经》时代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飞机火箭宇宙飞船，但《易经》的作者看到的是万事万物不断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这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讲，《易经》和中医所看到的东西本质上是一样的。
哲学和中医的关系中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是《大学》。《大学》里讲到：“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在于格物，物格而后知止。”落到格物上之后，再一步一步走回去：“物格而后知止，知止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一步步追问，再到一步步走上去，焦点在哪里？在这个“格”上。按照《文选》的解释，“格” 就是“度量也”，就是拿度量衡的标尺去分辨此一事和彼一事之间的区别。比如你说四条腿就是桌子，那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桌子吗？你就需要进一步再格物，把桌子和椅子的本质区别说清楚。不然我们以为两人说的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你研究的是桌子我研究的是椅子，最后就乱套了。在我们中医问题上，常常遇到的麻烦也就在这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刚离开基层到北京读中医研究生，当时的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对我们这批人非常重视，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从国内各地请一些大专家给我们做学术报告。其中上海有位专家的一句话让我苦苦思索了二十年。他说：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言下之意，中医和西医就一定要结合成一种医学。这个话乍一听没有错，但其实大错特错。错在哪里呢？他把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于研究对象了。中医和西医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但研究对象不一样，西医的生理生化解剖我们不懂，中医所研究的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西医研究了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认真地格物，就大而化之地把服务对象混同于研究对象了。连事物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呢？不知其然，如何知道其所以然呢？
再来了解一下《中庸》。《中庸》是在近代最遭人贬低的一部书，人们认为庸就是庸才。其实庸讲的是平常，是哲学的最高目标。庸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者最高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庸》讲：“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一些注家解释说，一辆车，最好的位置“不在其左，不在其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是对角线交叉处，任车怎么在路上颠簸，都会觉得最平稳。因此“中庸”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中庸》在讲到哲学的最高奥妙的时候有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个人的喜怒忧思七情没有过度，平平和和的，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中庸最好的状态。《中庸》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岂不是中医所说的“以平为期”吗？岂不是《伤寒论》里所讲的“阴阳自和”吗？阴阳自和，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是中和的医学，是一个达到“中和”这个最高境界的医学。
再谈谈《论语》。中国人对《论语》的评价很高，四书里它占的比重最大。如果把《论语》放在哲学里去看，它讲的是社会伦理学。哲学不是高高在上，与现实没有关联的，伦理学就是哲学的“用”。儒家学说是以入世之心研究入世之事，直面红尘，直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自我的成长。如果医生能把《论语》每年通读一遍，如此坚持三十年，那么这个医生的医德肯定不会出问题。读过《论语》，就能懂得敬畏生命。过去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相信半部《论语》也能够治医德，半部《论语》也能治疗当今社会严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因为我们中医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平常我们在外面吃饭，菜端出来，大家有时会调侃“谁的肠子”？“谁的肝”？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医院做检查，X片拿来放到荧屏上，“这是谁的肝，这是谁的心……”在说这话的时候，人已经不存在了，要求他讲对人的同情，对生命的敬畏，那就不太好讲了。
最后说一下名学。名学就是西方所讲的逻辑学，讲的是名和实的关系。什么叫实？我们感官所感知到的，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嘴巴尝到的，都是实。名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把“实”准确、恰当、如实地表达出来。其中写到白纸上的才叫学问。逻辑关系处理不好，写出来的东西经不起推敲，知识就没办法传承。所以文字反映的是人的思维，这和格物的“格”是一个意思。做学问不把逻辑关系搞清楚是绝对不行的。
三、中医学是什么
三道合一之人和多因素的相关性
三道，即天、地、人三道。《黄帝内经?素问》里最典型的一篇叫《四气调神大论》，着重讲人和天地自然的相关性，包括春夏秋冬四季该怎么样的养生，怎么生活。
医学所面对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共同特性和规律，这一点讲得比较深刻、比较生动的是《内经?上古天真论》里关于男女的“七八”之说：女性七岁时肾气刚长；十四岁 “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那个时候就可以生小孩了；二十一岁的时候生命进入最旺盛的时期；四七二十八岁达到高峰；五七之后生育就很少了，不是没有，而是不多。男人则以八为周期。这些是人的共同特点、规律、法则。而同一个病，每一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用方子不一样，没有千人一面的人。这就是中医的“个体化”。我们常说“百人百姓”，在中医的眼里，每一个人的身体特点都不一样，疾病特点也就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像一本看不清摸不透的经书。
在《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五运行大论》、《五脏别论》等名篇名著里列举了与人生命相关的35方面因素：五行、五脏、五腑、五时、五方、五窍、五体、五色、五味、五气、五畜、五星、五音、五数、五臭、五志、五声、五动、五谷、五化、五性、五德、五用、五化、五虫、五政、五令、五变、五藏、五本、五官、五功、五处、五华、五属。这35个方面就是中医藏象学说所确立的现实和背景，我们可以说它是多因素相关性。必须强调，多因素相关性绝对不是多因素的决定性，必须严格加以区分。怎么理解？比如说，西医在他的观念里往往承认单因素的决定性，你身体中检出肺炎双球菌，那你这个感冒以及感冒以后发展成的肺炎一定是肺炎双球菌引起的；你感冒发烧，我拿你的排泄物去检查，发现了SARS病毒，那么就说你患了SARS。不管你表现的形式怎么样，就看从人身上检测出来的他所认为的单因素决定性的病毒、细菌到底是谁。中医不然，他必须从多因素相关性看疾病过程中的人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20世纪70年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传入曾经让中国的不少学子振奋了一阵子，它将信息科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走了一条弯路，就是对信息的扭曲。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当初这样注解信息：信息是两种状态之差。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你发现它变了，如果把它两头截住，两头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一个一个信息的两端联系起来，那就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全过程。可是后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发展过程中却变成只看一个一个不变的信号了。我们看电影、电视，影视上一幅画面叫一帧。一秒钟如果跳过了24或25帧，因为视觉差的缘故，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运动的过程。假如我们从中间取一张图片，那就只是一张图片，永远不变的图片，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也不是中医看到的症状或者证候。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如果用今天计算机的描述，把这个人头上长了多少头发，他的面庞有多宽有多长，他的鼻子、眼睛相互之间的位置有什么特点，完完全全用数学化的语言把他描述出来，我们可以想像，变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假设计算机把这些变量都处理完毕了，但是这个人眼睛稍微眨了一下，或者举起手从头上拔了一根头发，那么计算机就“翻脸不认人”了。而人脑却不同，即使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听他讲话，我可能隔着墙就会说“张三、李四，你怎么在那边呢”。这就是中医对多变量复杂系统的识别，所以我们讲多因素的相关。如果中医不懂得哲学，不懂得哲学基础上的系统论，那我们中医的思维恐怕就是不全的。
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包括六大范畴：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藏象。《黄帝内经》架构起来的藏象学说就是中医的《生理学》，是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一般系统论模式。
中医的藏象不是具体的实体、实物，它指的是一种相关性。所以如果一定要给中医的藏象一个物质上的解释，那就徒劳了。就像我们不能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分析出化学成分，不能把马克思哲学里边的否定之否定解析出是什么物质变化一样。它们同属于形上论，何必用形象科学去解释呢？形上和形下两种科学体系，出发点相同，走的方向完全不一致，因此构成的体系各有特点，中医所讲的藏象不是西方所讲拿到解剖台上可以看得见的实体的血肉的五脏，中医的藏象是系统论和方法论相结合的藏象，或者说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方法上的藏象。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柏拉图在他的解剖台上解剖青蛙，与此同时一个木工在为他翻新一张旧桌子。下午，木工把桌子已经翻新好，和新的一样。柏拉图看看新桌子，再看看解剖台上血肉模糊的青蛙，忽然顿悟，人类可以摧残生命，但不可以组合生命。同样，西医到今天不可能用不同的器官组成一个活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医有什么缺点，中医有什么长处，我们是说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它是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
我们要管理一个国家，有好多部，比如卫生部、农业部、工业部、国防部等等。一个部由谁当部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部的职能是什么。不管谁在这儿掌权，只要能踏踏实实、完完整整、认真仔细地把它自身规定的功能运行好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平稳的、兴旺的。人身上的五脏，按《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的说法：“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官”是什么意思？官者，管也。体现的就是管理职能。如果说一个人身上各个方面的管理职能都运转正常，而且相互的关系也能协调得很好，那这个人就是健康的。这就是中医的藏象。对这个人健康和不健康的判断是谁？是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所讲的藏象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几个管理部门，我把你职能划分得很清楚，让你去管，我也不问医院怎么建，粮食怎么种，钢铁怎么炼，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只要看你功能正常，那么这个国家机器就在正常运转。掌握国家机器的就是中医，医生就是病人的总理。只要能把病人身上藏象的得失、太过和不及、协调和不协调我们辨识清楚，把药用得恰到好处，病就没有了，就达到了“以平为期”。
中医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医成熟的标志。《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里有这样一段话：“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些完全是肯定的话，完全是我们衡量一个科学或者衡量一个理论标准性的话。他能讲出来，他心里一定有数。我们真正掌握了国学的特点以后，我们也能讲出相似的话。
美国学者Ｒ.Ａ.尤利坦在1975年著文说：“现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是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这个千年探索，说得很传神，也很准确。“饱拥中华传统文化，重铸中医中药之魂。”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然后我们才能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然后我们才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重铸中医中药之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
附：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二十五种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