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

内容提要

　　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下，我国中医学术、事业的发展日趋“西化”。对这种状况，从学术角度进行反思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在学术讨论中以“语言暴力”对不同观点进行“批判”，违背了学术自由和争鸣的原则。当年提出“中西医结合”时，我国的中医事业中存在着突出的“双重学术标准”问题。既强调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又坚持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主导着中医的科研与发展。而“双重学术标准”的背后，真正承认的其实还是西医一家的学术标准。这就使中医学术自身的继承与发扬，长期笼罩在矛盾与冲突之中。几十年来，对于现行的医学科学体系究竟是“二”还是“一”这一首要的学术问题，学术界研究与思考未能深入。因此在什么是“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上，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是导致“中西医结合”其说不一、各行其是的根源。尤其花费了数十年的功夫，“创造”缺乏科学理论支持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历史与事实已经表明，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罕见的盲目行为。要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走出困惑，需要打破来自中医界自身的和客观文化环境、人的自我观念等方面的桎梏。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智慧。基于“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搞好“中西医配合”，是当今唯一的正确选择。“中西医配合”的原则和目标是：以中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为基石，加强中西医工作者的团结与合作，推进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治疗技术(包括经验特长)的有机配合，以最大可能提高防病治病的临床效果。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在中西医并存条件下，两种医学之间相互合作的基本方式。

标题目录

　　引子

　　一、学术讨论不可诉诸“语言暴力”

　　二、中医事业上的双重学术标准问题

　　三、关于相关定义的再讨论

　　四、打破桎梏，复兴中医

　　五、有中西医并重才有中西医配合

 （以下为正文）

　　当代中国的科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怪现象：一讲到科学，多半指的是分析性（还原性）科学，甚至将其技术也视之为科学，而综合性（系统性）科学被边缘化了。一讲到医学，多半指的是西医，并把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作为衡量所有传统医学的唯一标准，而中医被边缘化了。

　　当代中国的中医界，中西两种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争论着的话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从科学层面(而不是从技术、经验层面)讲，我国现存的医学科学体系，究竟是“二”还是“一”？一种观点是，“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因此就科学体系而言，两者是并存、并重的关系；就临床医疗而言，两者是合作、配合的关系。另一种观点是，人类医学科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中医只是一种经验疗法或经验医学而已。以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为主体，将中医的理论体系部分加以验证、解释、改造，将中医的临床治疗的部分转变为西医可以接纳的指标或经验。这种做法，被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或“中医现代化”。

　　对于“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的解释，几十年来通行的说法很多。诚可谓，“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边装”了。由此造成的学术混乱，以及对中医事业造成的困扰，直接导致了中医学术的全面衰退。

　　2002年，台北《自然疗法》第4期发表了本人《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后，又一次引起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士奎先生的强烈反对。所以2004年6月，《自然疗法》第27卷第2期登载陈先生《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以下简称“陈文”) 的同时，也发表了本人《中西医配合清议》一文(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大讲堂”网站2004年4月提前发表)。拜读陈文之后，觉得尚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补充，故写成此文，并兼答陈士奎先生。

一、学术讨论不可诉诸“语言暴力”

　　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的严谨论证，是开展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必要前提。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无一例外地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学会工作的根本宗旨，写入自己团体《章程》的总则之中。在讨论和争鸣中诉诸“语言暴力”，对不同观点凭借手中的权力到处“批判”、“肃清流毒”，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全国性学会《章程》所不允许的，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值得冷静思量。

　　1.如此“语言暴力”

　　自从2000年以来的4年里，陈先生对《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该文由刘铁林先生与本人合写)和《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等论著，前后“批判”达6次以上。从学术期刊到报纸，从内地到香港，而今又到了台湾--不论那里发表或转载本人的论著，陈先生充满“语言暴力”却不触及“核心观点”的文章，便立即赶到那里。

　　比如，对于上述两篇论著中的学术观点，陈先生所用的语词有：“梧鼠技穷”、“招摇过市”、“恶意中伤”、“欲置于死地”、“蔑视和诽谤”、“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制造混乱”、“颠倒黑白”、“编造谎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恶意攻击”、“穷凶极恶”、“谎称”、“丑化”、“杀机”、“诡辩”、“蛊惑”、“歪曲”、“污称”、“荒唐”、“谬误”、“主观臆想”、“心怀叵侧”、“理性的狂妄”、“海外奇谈”、“贯用伎俩”、“坏人”、“玩弄小人之技”、“恶劣影响”…… 又比如，陈先生对于两篇论著中的观点所要采取的措施有：“揭穿”、“反驳”、“批判”、“彻底清除流毒”、“肃清恶劣影响”……倘若再加上“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读者准会以为当年“文革”中的“大批判”、“大字报”，在中医界又复活了呢！

　　作为“文革”年代的过来人，对陈文中的那些言词，见多了、听多了。我信守的是玛窦福音里的一句话：“有人掌击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所以我懂得，在中医复兴的艰难过程中，注定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而复兴中医的使命，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共同的社会责任。

　　2.学术界的共识

　　2000年，《科技导报》第12期登载陈文时，特地加了一篇“编者按”。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本刊今年第7期上发表了中国中医药学会柳秉理的(中医科学必须彻底告别‘余云岫现象’)一文后，于最近收到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陈士奎先生激烈反对该文的来信、来稿。虽然陈文未正面触及柳文的主旨观点，但为了有助于读者辨明是非，有利于发扬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精神，特将陈先生的来信来稿全文刊出，以供读者们对照、思考。我们想，关心中医中药发展和关注中西医结合问题的各界专家学者，在对照阅读这两篇文章后，对其间的不同观点，乃至其中的是非曲折，将会得出自己的理解和判识。我们认为，柳文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学科发展决策的学术问题；而对于过去历史上有关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的政策、决策问题，是可以实事求是地回顾、讨论的。我们希望，今后参与讨论和争鸣的来稿，均能针对柳文的核心观点--中医学存在着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只有承认、尊重、维护这个体系，中医学才可能得到完善和发展--展开讨论和争鸣；并希望来稿均要坚持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原则，要切实避免任何上纲上线，伤及人身、人格的过激言词，以共同维护改革开放20年来来之不易的、已开始形成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氛围和环境。”

　　这一“编者按”，其实把学术界想说的，全都说明白了。尽管陈先生在给《科技导报》的信中称，陈文是“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界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界专家学者”委托他本人写的。凡是读过陈文和《科技导报》“编者按”的人，谁敢相信广大“中西医结合界专家学者”会委托他写这种文章呢！

　　2001年，香港《亚洲医药》第6期被迫登载陈文时，也加了一篇与《科技导报》基调相同的“编者按”。后来有人问及缘由时，该刊编辑部主任说：我们有责任向亚洲的广大读者表明，本刊并不认同“语言暴力”的立场；通过我们这个窗口，让在学术自由环境中的香港同仁见识一点“文革遗风”，应该不是坏事。

　　今年4月初，台北《自然疗法》杂志社社长来香港，他以社长、发行人、总编辑的共同名义，将陈先生前后3次强烈要求《自然疗法》登载其文的信件复印给我，藉以表明《自然疗法》“多次婉言拒登”陈文的立场，表明他们无奈的心理。尤其是近年里《自然疗法》连续发表过本人多篇学术论著，杂志社同仁不忍心在他们的阵地上令我无端受辱，带来伤害。为此他们恳请我另外写一篇阐明中西医关系的文章，然后将两篇文章同期刊登出来，供读者自己对照、评判。他们认为，这样安排既是给台湾中医界学人的一个交待，也是他们表白心迹的一种方式。我别无选择，只好顺应他们的诚意。

　　我想，陈先生一定明白多年来本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本人的研究涉及中医学科发展决策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探讨中医改革出路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本人是从历史、文化、科学、哲学和中西医关系的广泛比较入手，探讨中医基础理论领域里长期以来不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也许基础理论范畴的问题，临床工作者或不感兴趣，或容易忘记。然而陈先生连续“批判”6次了，对《科技导报》“编者按”所指的“主旨观点”、“核心观点”，至今没有“正面触及”。这就令人生疑了。本人亦曾供职于另一家全国性学术团体。依据学术团体的宗旨，展开“和而不同”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是学会工作的天职。身为“一会之长”的陈先生如果没有完全沉溺于“文革”思维，对以行政权力和“语言暴力”干扰学术的做法，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二、中医事业上的双重学术标准问题

　　马克思主义里有几条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把相互关系颠倒了，就变成了生产关系决定论。从科学技术的属性而言，中医属于是生产力的范畴。所以对中医事业的行政管理，应当以中医学自身的科学规律为根据。就是说，行政管理的职能是为学术发展做好服务而不是发号施令；提高管理水平的核心是科学决策而不是长官意志。

　　一百年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发展式微。这样的大环境，对中医的发展当然不利。然而，在科学化、民主化论证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制定符合中医自身科学规律的发展战略，以扶持和保护中医在逆境中的完善与发展，在中国并非没有可能。令人深感不幸的是，仅仅因为良好的动机或愿望，在中医事业中“先上马、后备鞍”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其中使中医在生死两难之中苦苦挣扎的关键，就是贯彻至今的“双重学术标准”问题。

　　1.双重学术标准的产生

　　如前所述，处于中国文化转型下的中医行政管理，问题多，难度大。建国初期，卫生部两位主要负责人受医学领域里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大力推行“中医科学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后，因此而被撤职。这种情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增多了中医管理决策中的“唯上”心理。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在中西医关系的问题以至中医事业管理的思路上，多数是以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几次指示和讲话为基调的。然而就指示和讲话的具体精神而言，却有三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中西医团结、合作，取长补短。比如，1949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要团结新老中西广大医药卫生工作人员。这一说法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建国初期我国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的“团结中西医”。1954年他又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倾向，指示西医首先要学习中医，克服宗派主义；提倡中西医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两个讲话，是以中西医两支队伍、两种学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为前提而讲的。

　　第二，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毛泽东1956年讲的。这一版本代表了社会上广大民众的朴素愿望。由国家领导人讲出来，可以理解为对医学发展提出的一种口号或者号召。但是，中西两种医学能否统一，如何统一，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统一，这是医学科学本身的事，是由中西医两个学科的内在科学规律来决定的。

　　第三，用近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是毛泽东1956年的一次讲话和1958年的“10.11”批示中的精神。这个说法是否可行，应采取哪些科学观念和方法，同样要由中西医的科学规律来决定。

　　以上三个版本的含义不尽相同。“团结中西医”，是因为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可见第一个版本的重点是要中西医两种医学扬其所长，相互取长补短。第三个版本的重点是发掘、提高中医。但他称赞西医学习中医，则容易被误解为认同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医。

　　应当强调，毛泽东是国家领导人，而非中西医专家。上述三个版本作为战略性号召，或者领导人的希望、理想，都是无可厚非的。问题的关键是医学领域里无孔不入的近代科学主义的顽固作祟，使毛泽东的提法被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歪曲了。后来在“中西医结合”的旗号下，“西化”中医的验证、解释、改造，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医学术上“双重学术标准”的怪现象，成为人类科学史上罕见的盲目行为。

　　按常理，什么叫“中西医结合”这一学术问题，应当首先由中西医专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论证。当达到理解一致，定义准确时，才能成为制定方针和政策、法规的科学依据。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整个中国，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意识，还相当薄弱。后来，加之众人趋之若鹜的竞相“发挥”，“中西医结合”这个框，几乎变得无所不装。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学术、事业中的矛盾与冲突，自然无可幸免。

　　2.双重学术标准下的矛盾与冲突

　　20世纪80年代，在中医工作上有三位行政见解各不相同，却都颇有行政影响力的主要管理者。中医界习惯把他们称之为“三驾马车”。一位是50年代担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70年代末创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吕炳奎先生。一位是50年代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老院长，7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针灸学会会长的鲁之俊先生。另一位是第二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担任过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首任会长的季钟甫先生。

　　吕先生的主要行政见解是：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中西医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团结，取长补短；中西医结合不应该是发展中医的道路；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的做法，在中医科研中不可取。主张“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各自发展”； 希望把中医队伍与“西学中”队伍分开，以此为中医的自 我发展争取一块独立的空间，谋求中医的振兴。概括起来，即“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鲁先生的行政见解比较折衷：除了中西医之间要团结、合作，两种医学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以外，中医与“西学中”之间也要团结、配合，共同努力发展中医学。“西学中”应沿着“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道路，首先学好中医；中西医结合自身应在探讨、总结中前进，不能简单视为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季先生是西医生理学出身的专家，他的行政见解与吕先生的见解明显对立：他认为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是医学科学的主体；中医是经验疗法，最多只是一种经验医学。中西医结合就是用现代西医的观念、理论、方法，来整理、提高中医；通过验证、解释、改造中医，最终创造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

　　其实，这三位领导者的行政见解都是从上述“三个版本”中来的，所不同的是各自手中把握的学术标准不一样。表面上看，他们相互之间的行政见解不一致；本质上看，则是中医事业上双重学术标准的矛盾和冲突。

　　几十年来，中医事业管理就处于这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一方面强调“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强调保持发扬中医的特色与优势；一方面又把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西化”式的所谓研究，作为中医科研的主流。有的场合里讲，医学科学体系是“二”；有的场合里又讲，医学科学体系是“一”。而且两种说法在中医界都是合理的、合法的，都在名正言顺地“发展”中医事业。同一个学科、同一种事业里，流通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标准--这种怪现象，在当代中国的任何学科、任何事业里，恐怕找不到第二例。几十年来，中医界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为拯救中医学术的灵魂，或呕心沥血，或奔走呼号，或苦苦挣扎，或不懈努力……究其根源，都在这双重学术标准上。

　　3.对双重学术标准的质疑与初步思考

　　198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给中医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即是对中医工作中双重学术标准提出的质疑。

　　当时，因为讨论“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筹备与组建，一些人主张一步到位，直接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下设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有学会、协会、研究会三种不同的类型，只有成熟的专门学科，才可以申请组建学会。所以当时中国科协的裴丽生、田夫、谢东来等主要负责人，希望中医界需要首先说明三个问题：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什么是“中西医结合学”？“中西医结合学”是否已经成熟？中国科协并建议鲁之俊先生牵头，做一些调研和讨论。鲁先生指定我作为学术秘书，协助其事。当时我所知道的意见和说法大体是：“中西医结合”应当肯定，不过许多问题现在仍然需要研究、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新药学”是中国可能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方面，恐怕还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不同于中医和西医的“新医学”，现在并未形成。当时人们讨论这些原本属于学术性的问题时，往往太多地顾虑其潜在的政治色彩。总是先把行政领导摆在肯定的地位，再谈个人的实践与感受，很少有人从深层的学术理论上思考问题。至于什么叫“中西医结合”、什么叫“中西医结合学”，没有人作解释，大家共同交了白卷。

　　作为工作人员，在那种环境中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我国现存的医学科学体系为什么是“二”而不是“一”，这一问题我同样做不出准确解释。但是从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逻辑推理，对上述问题我有以下三种理解：

　　第一，如果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而且按照托玛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那么，两者从科学层面到技术层面，只能是在保持自身体系与特色原则下的相互配合的关系，而不可能合二为一。

　　第二，如果中医尚属体系未完整的“潜科学”、“前科学”(当时有这种提法)；而且它与西医的研究“范式”原本各不相同；那么，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中医提供独立发展的空间，促进其自我更新与完善，而不是用西医的观念去干扰它。

　　第三，如果人类的医学科学体系只有西医一种；而且中医果真是经验疗法，不存在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或不同的研究“范式”；那么，只要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把中医的经验加以解释、消化，然后吸收、充实到西医体系之中就可以了，再讲“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学”，对中医和西医都是毫无意义的多余。

　　4.关于“二”与“一”的研究历程

　　然而，用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来解释中国科协所提出的三个题目，毕竟是“外围性”的。必须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下功夫，准确阐明我国现存的医学科学体系是“二”而不是“一”的问题。只有从源头上揭示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之后，双重学术标准这个最大的症结才可以彻底解开。

　　回顾本人研究和思考“中西医结合”的经历，贯穿于其中的思维过程，是阶段性的，又是连环式的。即沿着一个一个的学术问题，一步一步前进的：

　　第一，要知道中西医结合，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中医，什么是西医。

　　第二，要回答什么是中医、西医，首先必须知道中西医各自的全部内容中，都包含着科学(基础理论)、技术、经验三个层面的知识。只有科学(基础理论)层面的知识，才能代表中医和西医，即反映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

　　第三，要回答中西医各自在科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本质特点与属性，首先必须知道中、西医各自的科学(基础理论)，是由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这三大要素构成的。

　　第四，当把中西医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辨别清楚之后，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就不言自明了。只有到这一步，才可能为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做出科学意义上的定义来。然而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体系在中国相遇一百多年了，科学意义上的中医和西医的定义，在当代中国出版的任何一本辞书上都还找不到。

　　第五，当通过对中医和西医的定义，彻底辨明中西医各自的本质特点与属性之后，接下来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学，中西医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这些半个世纪的问题，将不辩自明。

　　近年来，对上述五个步骤的研究、思考，信心不断增强。一方面，中医事业上双重学术标准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医管理上长期的矛盾与冲突，学术上长期的困惑与挣扎，有了改进的希望。至少对于当代学术界重新认识中医，相信是有意义的。

三、关于相关定义的再讨论

　　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可以从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方面进行，也可以从揭示语词的涵义方面进行。在这里，前者适应学科的定义，后者适应口号的解释。

　　1.我所做的三个定义

　　1995年，本人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见《中医复兴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第1版.第43页)一文。因为“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事实上包含着比“三个版本”更为复杂的解释，而且“中西医结合学”也包含于其中。“所以，我不仅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词……更要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要从中西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比较入手，来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

　　同年12月，当《论中医学的定义》(见《中医复兴论》第1页)一文发表时，我在结尾处说：“至于什么是'西医学'，西医界的朋友一定会给出更权威、更科学的定义，此不赘言。”以往在思考中西医关系问题时，所谓的“西医”，原本就是“西医生物医学”。如果把9年前不便讲出来的“赘言”今天讲出来，那么“西医生物医学”（统称“生物医学”）的定义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后来，当《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见《中医复兴论》）发表时，对于自己所做的以上三个定义，自信可以经得起学术界的讨论与推敲。

　　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沿着这个思路，在率先为“中医”做出定义的同时，也率先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生物医学”统治人类医学的神话：还原论基础上建立的西方“生物医学”绝非生命科学的全部，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盼望学术界的讨论、批评、指正和争鸣。

　　2.三个定义之后的等待与苦衷

　　今天有理由说，当研究工作进行到这一步，我们至少对本文第二节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而对“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学”的“三种理解”，找到了信实的理论根据。所以有理由进一步说：其一，我国的“中西医结合”（这里指的是本文第一节“三个版本”里的“二”和“三”），实质上是双重学术标准在中医事业上的产物。其二，中医事业上双重学术标准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在医学科学中只认可西医一家的学术标准，而不认识或者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及其学术标准。第三，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医事业中“中西医结合”的结局必然是：表面上讲是“中医西医化”，本质上讲则是中医科学标准的彻底丧失。《“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一文，就是在论证了“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而做出其定义的。

　　《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本人是2001年发表的。当时的本意是：既然说“中西医结合学”在中国已经形成，那么它的定义还是由从事其研究的同仁们首先拿出来，然后才有利于学术界共同讨论。所以该文的第一部分讲了关于定义的若干规则和必要性；第二部分重点讲了“中西医结合”的定义与“中西医结合学”的关系；第三部分再以抛砖引玉的形式，介绍了本人对中医学的定义及其一些想法。出于中医兴衰的急切心情，《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中对几十年里“中西医结合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边装”的混乱状态，讲得多了几句。但诚恳希望将“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学”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一点应该无可非议。然而，陈先生似乎并没有理解《中西医结合亟待定义》一文中隐含的苦衷，也没有留意该文为做定义而提供的若干基本要素和要求。

　　3.无可避免的自我否定

　　陈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谈到定义时说：“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这个定义虽非千呼万唤，却是跚跚来迟，而且其中的毛病的确不少。

　　首先是定义不当。比如，陈先生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其实就是对这一口号的解释，而且是选择性的解释。因为这里所解释的，只是“三个版本”中的一个含义。这就等于把其它“两个版本”排除在原有的“中西医结合”的含义之外了。况且，所谓的“定义”，好像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解词”一样。把“结合”解释为“综合统一”，把原版本中的“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的知识”压缩为“中、西医药学知识”。这是不能叫做“定义”的。陈先生原本想避免“同语反复”，结果仍然是同语反复。

　　又如，定义中“创造”之说给人的正面理解是，“中西医结合学”尚在“创造”之中。不言而喻，尚在研究、创造之中的未来产品，不能等同于市场上流通的真正商品。这就好像汽车的设计图纸尚未定型，制造汽车的原料、工厂、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等尚未落实，而公路运输的经营业务，事实上已经热火朝天了。陈文在“中西医结合的外延”一段所讲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繁荣景象，与这种“先上马、未备鞍”的“热火朝天”如出一辙。时空观念如此颠倒，令人瞠目结舌。它使科学名义下进行的“创造”，无可争议地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再如，倘若“创造”指的是“中西医结合学”已经形成，这当然是世人翘首期盼的了。下面先看看陈文中“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如何讲的：

　　“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在中西医药学相互交叉综合运用中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关系等，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

　　这个“定义”给人留下的盲区太多，让人横竖看不明白：其一，原有的“中、西医药理论”是怎么来的，陈文首先要有论证或交待。其二，“中、西医药理论”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什么，陈文也要交待明白。其三，“中、西医药理论”在研究中是如何“相互交叉综合运用”的呢？其四，“中、西医药”的“方法”有什么异同，两者怎么可能“相互交叉综合运用”呢？其五，产生“新理论、新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其六，为何没有将这些不同于“中、西医药”理论、方法的 “新理论、新方法”展示世人呢？其七，如何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关系”呢？第八，既说“探索”、又称“解决”的“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应当是“创造”出来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了，如今它的理论体系又在哪里呢？

　　本来，陈先生应将“定义”中所存在的盲区，首先一一解释清楚之后，接下来才能谈“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这样的思路，才符合逻辑顺序。不过，如果按照逻辑顺序，倒有一种极大的可能。当上述八个盲区真正“解释清楚”的时候，陈先生大概方能体会出“欲说还休”的意蕴--那时候，三缄其口只怕来不及，更遑论什么“结合医学”的“定义”呢！如若不信，现在就请陈先生在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中，参照中医藏象和西医器官的层次，举出一个（而且只须一个）不同于“中医藏象和西医器官”的新概念来。例如，既不是“君主之官”的中医之“心”，又不是“循环器官”的西医之“心”，而在“结合医学”中用什么别的名词表述的所谓新概念。让人们从管窥之中，先想象一下“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全豹。这也许比云山雾罩的所谓“定义”要实在得多。

　　其次是逻辑常识上的错误。人们常说：逻辑学是思维的原理，语言的法律。所以不论思考问题，还是行文、讲话，逻辑学的规则是不能违背的。陈先生喜欢讲逻辑学，但陈文中却存在着多处逻辑常识上的错误。

　　比如，陈文中关于“内涵”、“外延”含义的理解，与逻辑学不符。记得20世纪80代初，中医界在反思“重事业、轻学术”的失误时，提出了“加强内涵建设”的口号。“内涵”二字在这里是一种习惯性的借用，实际指的是中医“学术”。而“学术”对应的是“事业”。所以，借用“内涵”二字的本意，在于强调中医学术对于事业的重要关系--即学术繁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陈文把“学术”与“事业”的关系，误解为逻辑学中“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当然不妥。这一误解，使陈先生将自己的“定义”变得南辕北辙、文不对题了。其结果，恰恰由自己宣告了自己所做的“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完全站不住脚。

　　又如，陈文中引用了他自己的《论中西医结合的概念与定义》一文。若把这一题目用形式逻辑加以解析，则为“论概念的概念与定义”。可见，前面提到了“中西医结合”，后面的“概念”二字就应当删去。这里反映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对逻辑学“概念”的概念不清。

　　讨论到这里，油然想起孔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论谈逻辑，还是论定义，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所以孔子这一名言比起前面的讨论来，不知道更重要多少倍。

四、打破桎梏，复兴中医

　　姜岩先生在《东方科学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性》(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8月11日第5版)一文中说：“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和方法，与东方科学与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这话讲得很对。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患上了严重的文化自卑病。“整个近、现代史，我们都不断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文化优越感，甚至连认识自身文化的能力和意愿都似乎丧失了”。（见《中西医配合清议》一文） 在这一百年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瑰宝的中医，恰恰背负着沉重的桎梏。至少在今天看来，中医的命运仍然不容乐观。所以实现中医的复兴，远不像姜先生理想中的那种“必然”。当今最为紧迫的，首先是打破桎梏，拯救中医。这里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一下制约中医和“中西医配合”健康发展的桎梏。

　　1. 来自中医界自身的桎梏

　　本人在《当代中医的自医》(《中医月刊》2003年1月试刊号)和《中医复兴论》“前言”中，都讨论过这一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中医自身研究对象的物质属性受到怀疑。即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被排除在“物质”之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医学的本质属性及其立论基础。几十年来，以西医的实验研究为主要手段的所谓“中医科研”，都在企图为中医的理论寻找“物质基础”，就是其证明。

　　其二，方法论的贫困和扭曲。形成于中国春秋秦汉之际的形上学、哲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西方的形上学、哲学长期以来鲜为中国人所知；中医界对形成于近代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缺乏必要的敏感性；而中医学立论之本的阴阳五行学说偏偏被戴着封建、落后的“政治大帽子”。因而使当代培养的许多中医，不熟悉甚至不会运用中医的思维方法进行辨证论治了。如此状况，中医学术建设、科学研究、临床效果必然不会好。

　　其三，中医概念(范畴)体系在“西化”中不断走向解体。这就是中医科学（理论）层面的退化与消亡。在科学（理论）危机的状况下，使得整个中医学术朝着“经验医学”的窠臼，迅速地滑了下去。

　　其四，学风空疏，人心浮躁。当今，中医的理论问题缺乏深究，“重用轻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学风日下，功利心切，导致中医队伍的整体学术素质下降。这就是：中医的队伍在逐年壮大，后继乏人、乏术的状况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遵照中医的科学原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核心，全方位的进行正本清源，是摆在当代中医学术面前的首要任务。

　　2.来自客观文化环境的桎梏

　　结合本人在《中医复兴论》第四篇“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一文中的提法，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其一是近代科学主义。即用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的观念、方法、指标，作为衡量中医科学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使中医牢牢地置身于被验证、被解释、被改造的阴影之中。

　　其二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医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相连，处于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反复批判、甚至扬弃的困境之中。

　　其三是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外行官僚主义、近代科学主义的官僚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官僚主义，与本文第二节中所说的发展中医的“三个版本”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地束缚着中医。

　　其四是观望主义。几十年来，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长官意志束缚下的消极状态，中医事业错综复杂、积重难返而引发的畏难情绪……大大削弱了中医队伍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其五是行政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医界对本行业直接或间接的种种反思，每每令中医行政管理部门感到了压力。故“成绩是主要的”，便成为行政保护主义的口头禅。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医事业的改革步伐。

　　所以，破除上述五方面桎梏，把中医事业和学术从“三个版本”的习惯中，从“双重学术标准”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中医才可能取得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

　　3. 来自自我观念的桎梏

　　本文在这里，要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起。

　　杨维益先生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他的学者风范在中医界人所共知。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最早以西医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又最早从反思中走了出来。1994年他发表了《西体中用与“证”的动物模型》一文（《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对以西医的“动物模型”方法研究中医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批评。当时，他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中西医结合课题评审组成员。该课题评审组集中了全国中西医结合方面多位知名专家，其中包括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我与他谈起该课题评审组成员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时，杨先生用两句话概括了前不久该课题评审组成员的一次交谈。谈到中西医结合，在座的多数人说：“看来，这条路的确走不通了”。接下去几乎不约而同地摊开两手说：“那么，我们这一辈子不就白活(什么都没有)了吗”？

　　听了杨先生的话，我没有感到意外。在与杨先生的交往中，对他自然而然的信任和敬重感，甚至不容你迟疑。这不仅因为他严肃谨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因为他刚直不阿、不尚空谈的为人格魅力。后来我随他在香港浸会大学执教期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记录了上述情况，也记录了他自己。

　　杨先生在他的专著《中医学--宏观调控的功能医学》（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出版发行，2001年6月30日初版）的“前言”中，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围绕那“两个概括”作了进一步的评论。他先以代人称的提法，直接指向“北方某单位”带领下的“活血化瘀”研究和“南方某单位”带头下的“肾的研究”，并同时指出两者“劳民伤财”、“结论错误”的问题。紧接着他从自我反省开始，严肃地说：“首先我要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做学问方面不多下功夫，以致在中医研究方面走了那么长时间的弯路。其次，如果研究者当时能够认真些、严谨些，不要太早的下结论，全国也许不会将这种研究途径作为中医研究的榜样而进行全面且长时期的跟随。”

　　针对全国范围内长时期盲目跟随“北方某单位”、“南方某单位”的做法，他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的光阴，多少人的努力，流水般的金钱，最后总算换得了与他的（本人注：这里指”两次南北“研究者，亦是该评审组成员）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五脏中的任何一证进行诊断的特异性指标是找不到的。对这两次南北误导的结果究竟如何评价？我们为此花了多少学费？难道我们不应当找找经验教训吗？”

　　接着，他针对作为中西医结合带头人的“两次南北误导”者不肯带头讲实话，有误事业的问题，颇为动情地总结说：“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要重新考虑。中医研究不能与西医划等号，包括盲目跟随西医在内。但是据我所知，似乎中医研究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进行下去。知耻近乎勇！如果仍就坚持以往的做法，不断向无底洞交学费，中医科研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他在该书“前言”的最后，向读者交待了他急切地要把上述情况写出来的真正目的：“主要在于表明中医与西医，中医知识与西医知识相互配合，对病人有好处。中医不能丢，需要存在与发展；中医也需要与西医合作……在本书付梓前，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此刻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的心情，那就是：今生无悔。”

　　好一个，“今生无悔”！这才是一个中国儒者的风范。杨维益先生把别人不愿意讲，在中医界却应当公开的实情，毫不掩饰、正义凛然地讲在了明处。正所谓“知耻近乎勇”，他是当今令人可敬的勇者！如他所言，他也会为自己“留个余地”，但这“余地”与别人不同：“如果引起麻烦，就退出这个圈子，以免妨碍他人。老老实实做个草民”。2002年，杨先生在香港浸会大学退休之前，不至一次地告诉我：“从今以后，退出江湖”！从他的话中，我知道他要完全“退出这个圈子”了，同时也听到了他内心的坚定和悲愤。至今两年过去，他恪守斯言，悄然隐居，远近不闻其声。其实这也是一种勇，一种不与为伍之勇。然而，杨先生自己做到了“今生无悔”，但中医界却少了一位敢讲实话的功臣。正义如果会说话，应当把杨先生还给中医界。这样的人，中医界最为需要。

　　其实，对于那“两个概括”，从杨先生讲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另有理解。其一，说中西医结合“这条路的确走不通了”，对此要另作分析。以往的“中西医结合”中也包括了“中西医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科学多元共存、共同繁荣，中西医各自的诊疗技术（包括经验）相互配合，通过中西医人员的团结合作，发挥两者的特色、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临床防治水平，这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世界人民的需要。至于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现在证明不可能，不妨留给历史；而用西医研究中医，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当然要立即回头！其二，生命是上帝的赋予，“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每一个人都担负着不同的社会责任。“西化”中医和“创造新医”的路走了几十年，当历史需要在歧途之处立起一块“此路不通”的指示牌时，经历其事的先行者负责任地做了。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贡献，当然不能说“白活”。

　　那“两个概括”，同时也摆出了人生意义的大问题。人生旅途，就是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超越自我的历程中，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而且，兵家论人，不唯成败；学者求真，必须务实。明知此路不通，却不肯明示后人，让来者重复失败的老路，那不仅是白活，只怕是犯罪！这是自我观念上的桎梏，是人生的大敌，今天若能摆脱，不要等到明天。

五、只有中西医并重才有中西医配合

　　自从1982年国家《宪法.总则》写入“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之后，1991年我国又将“中西医并重”确定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有人认为，中西医并重就是要在人、财、物的分配使用以及管理机构、社会地位上做到并重。那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真正的中西医并重，是中西医各自的科学原理和理论体系上的并重。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中医科学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才有中医临床技术水平的丰富与提高。

　　我们强调“中西医配合”，因为它与“中西医结合”旗子下的“西化”中医，与“西化”中创造“中西医结合学”的立足点完全不同。“中西医配合”首先承认医学科学体系是“二”，在这个前提下将各自的临床优势加以配合，为的是提高人类整个医学的总体医疗效果。而当今的“中西医结合”只承认医学科学体系是“一”，在不认识或不承认中医科学地位的前提下，用西医的观念、方法、标准把中医中认为有用的东西改造为西医。这种“结合”的严重负面结局，其实早已暴露出来了。它在丢掉中医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最终把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西医无法取代的辨证论治的临床优势，完全彻底地丢掉了。这当然是中医不能接受的。

　　在“中西医并重”面前，中西医的关系非常明确，那就是配合。以中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为基石，加强中西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推进中西医两者治疗技术优势(包括经验特长)的有机配合，最大可能的提高防病治病的临床效果。这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条件下，开展“中西医配合”的主要方式。过去的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金针拨白内障、中西两法治疗急腹症、肛肠病等是配合，去年的中西药并用防治SARS也是配合。其实，在当代防病治病的实践中，中西药并用已经十分普遍。社会上对中西医配合最紧迫的需要是：改进组织、协调、管理的机制；提高配合的临床水平；摆脱盲目的中西药并用；逐步向有机配合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国中西医配合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积极的对待，尤其要在“有机”二字上狠下功夫。

　　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一文中曾说过：“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两个体系，一个目的；学术上独立发展，临床上中西配合”。相信在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关系不会改变。

　　今年5月31日，本人在给有关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当今，人类医学发展中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其一，西医学（现代医学）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首先从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医学'的呼声。其二，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中，中医的理论体系最完整，治疗方法最丰富，临床效果最可靠。因此世界范围内的'重视传统医学'，首先应理解为重视中医。其三，在中医的故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始终'执着'把用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因此使中医从成熟的理论（科学）医学的高度，滑向了原来的经验医学的窠臼，朝着两千年前的水平倒退。即‘中医西医化’导致的中医理论、临床全方位的退化”。这当然“是中国的不幸，人类医学的不幸，全人类的不幸”！

　　随着人们对“中西医并重”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关于人类医学科学体系究竟是“二”还是“一”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明确之后，中医就一定能够走出困惑，实现复兴。只有首先实现中医的复兴，中西医并重才有意义，中西医配合才有可能。“清议”之后续议，其意皆在于此。

  2004年9月20日
于香港浸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