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生前在1956年接见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对我国医学发展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构想，还没有来得及举行专业论证和充分讨论，我国出现了“超英赶美”的政治氛围，于是这一构想就被缩为概念不清的一句“中西医结合”口号在1958年见诸报端，且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里的教学、医疗、科研、防疫、舆论等都参与了这一运动，作过积极努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卫生部刘湘屏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从而在全国又掀起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高潮。两次高潮，使我国人力、物力、财力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没有获得一个真正的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反而严重的冲击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疗质量的下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我国进行了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出现一个中西医有机结合的成果，没有产生一个中西医统一的新理论。它表明了中西医学的不可通约性，表明了中西医结合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它不符合我国中西医学发展的目前实际。即使我国中西医将来有可能结合，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硬把它拿到现在来做，欲速则不达，也是会吃力不讨好的。有些人明明知道“中西医结合”此路不通，但出于他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民族中医药文化，昧着良心大叫“中西医结合”以捞取个人资本，完全丧失了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堕落成了可鄙的投机者！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有些人把毛泽东主席生前构想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篡改成“折衷主义”的把“中医药学内容”和“西医药学内容”毫无内在联系的拼凑在一起，大搞“中西凑合论”以欺骗群众，也欺骗领导。影响所及，造成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支离破碎，中医人员的鱼龙混杂，中药理论的日渐异化和广大患者对中医的信任危机，正如楼宇烈先生指出的：“近年来很多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结果却是在用西医瓦解中医……”(见《光明日报》2007年3月20日第12版)，使中医药事业在表面繁荣的景象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几乎只剩下一个干瘪瘪的躯壳，有其名无其实，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比较普遍地得了“失语症”，没有自己的学术，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色在消退，医患情感的亲密融洽在断裂，而“中药加西药”这种篡改了的“中西医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了广大临床医生的认同，从而成为患者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之一。有的人对此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裹胁一班人马跟着他闭着眼睛说瞎话，硬说“我国还有一支中西医结合队伍和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他们也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10月10日《关注名医培养造就一代巨匠》一文)。他们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了吗？他们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向哪里发展？走向西医化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是无耻之尤！

　　有的人明明知道“取得中医行医执照者不得从事西医……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医临床工作者一心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见同上《关注名医培养造就一代医匠》一文)，却偏偏要以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心理，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中医药文化，千方百计地剥夺中医“一心一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的权利，并采取一切手段一?行政的、经济的、思想的??促使中医靠拢西医，以实现其中西医学“结而不合”的“中西凑合论”，使中医在临床医疗中苍白无力，中医丢了，成为第二、三流西医，永远自我附属于西医，跟在西医屁股后面爬行，这就是导致“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医、西医，是绝然不同的两个理论体系，分别属于东西方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西医的东西照搬过来，未必都有助于中医，中医的东西照搬过去，也未必完全有用于西医。“中医落后论”者硬说“如果一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在临床实际工作中，连最普通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等医学常用设备都不能使用，最常规的血尿便检验数据都看不懂，中医诊疗水平也就很难提高。”会用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和能看懂血、尿、便检验数据就提高了中医诊疗水平？以西医为标准，撇开中医整体现和辨证施治的需要来评论中医诊疗水平的高低，其本身就是荒谬的、无知的！谁都知道，检测诊断是为治疗服务的，这里且举病人“发热”为例，中医传统方法是以触诊测知其体温为微热，为高热，与体温计测量体温为38度、39度、40度都有客观指标者不同。虽然体温计测量体温的精确度高一些，但它无助于中医治疗的用药，试问用中医治病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38度烧的？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39度烧的？又是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40度烧的？没有，绝对没有。中医治病是整体观，是从全身思考的。简略的说，如体温高“发热”，则要看其“发热”与“恶寒”是同时存在，还是交替出现而为寒热往来？抑是“只发热，不恶寒”？或再兼“头痛”或“无头痛”，治疗是不一样的，此所谓“辨证施治”者也。听诊器检测结果的中医治疗亦然。中药里找不出哪味中药或哪个药方，是专门消除听诊的“干性?音”或“湿性?音”抑或是“奔马音”的。事实上，把西医检测手段照搬到中医里来，让中医按西医检测结果施治，绝对不会有好疗效的，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这是在提高“中医诊疗水平”的话语下促使中医趋于消亡！本来，人们看到我国中医药学术日渐萎缩感到痛心，建议政府在内地也仿效香港、台湾地区一样采取分业制，容许“中医临床工作者一心一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发展中医。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表现，应该得到欢迎！我2003年4月28日写给吴仪副总理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建议：“在临床医疗过程中，要严格中西医的界限，明确中医不能滥开西药处方，西医也不得滥开中药处方，清理医疗中的药物混用状态，减少药害和杜绝浪费”。不料这一建议冲撞了中医管理系统里某位管理者，在工作中对“建议者”竟无理进行排斥，甚至裹胁一班人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组织围攻，大加声讨，不让人说话。这种企图禁锢人们思想的做法，严重阻碍了中医学术的自由讨论，违背了中共“十五大”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与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诚然，我的这个建议是会妨碍“折衷主义”的“中西凑合论”顺利实现，但它并未反对中医药学正确吸收和动态利用西医一切检测技术来发展自己。说实话，早在三十年前的1976年，我为岳美中老先生创办的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中医研究班”讲课时，就提出过“我们必须在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在临床工作中，利用现代科学的检查方法，如听诊器、血压计、心动图、心电图、扫描计、超声波、脑电图、爱克斯光以及各种化验检查等等，(还有今天的CT、核磁共振等)积累新的资料，找出新的规律，为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服务，从而发展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见《中医专题讲座资料汇编》第一集，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全国中医研究班编制)。应该明白，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中医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把它纳入辨证施治中动态利用，有创新，它可以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如用得不好，把西医照搬过来，静态利用，和从前一样让西医已有结论牵着鼻子走，疗效不高，而只会渐归于衰败。这正是“中医落后论”者指引的前几十年走过的一条道路，绝对不能再走!

　　《论语?子路》说：“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是“名”乃表明事物的“真实”，故常言要“名实相符”。毛泽东主席生前对我国医学发展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构想，虽然不符合我国中、西医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实际，努力了半个世纪而未能取得较理想的成果，但是这个构想的本身要求创造出一个统一理论体系的中西医结合新的医药学，则是具有辩证思维的。然而，“中医落后论”者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支配下，别有用心地撇开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等文，只提出一个含义十分不清的“中西医结合”模糊概念，导致了“中西医结合”的名实混乱。《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说：“凡乱者，刑(形)名不当也”是其义。由于“中医落后论”者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分化”和“西化”，一方面把“中西医结合”篡改为“中西凑合论”，另一方面制造谎言，说“中西医结合”是帮助中医“提高”、推动中医“发展”的，且不容人们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质疑和讨论，管理干部和新闻报刊也在那里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和极不确切的话语天天称说“中西医结合”，使“中西医结合”概念实际是“中西医凑合论”充斥于人们的视听，促成了一些学术浅薄者对其趋之若骛，竞相效仿，中药加西药者有之，西医输液加渗中药液者有之；西医诊断用中药治疗者有之，西医外科手术加针刺止痛者有之，在同一个班次里教师各授中西医学知识而培养两个中专人才者有之，西医病房管理用中西药治疗者有之，中药化学提纯如“青蒿素”者亦有之。此皆不具备“学”的身份而混入了中西医结合的范畴。本来，在我国目前中西医学治疗水平的基础上，根据某些病情需要，中西医配合采用中西两法治病，是完全可以的，有益的。但这是“中西医配合”，属于“工作问题”，它与具有辩证思维的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为“学术问题”是有严格区别的。如果在临床医疗中，不管情病怎样，概为“中西医结合”而“中西医结合”，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则是错误的。它浪费了我国医疗资源，增加了病人的用药痛苦和经济负担，搅乱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冲击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辩证思维，危害了我国民族的中医药文化，是绝对应该揭露而给以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