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中医?五运六气?大气变暖”这个题目列出来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些别扭，但反复考虑，却没有比这个题目再贴切的了。 

　　这是我们的认识过程，我们正是从中医而认识和证实五运六气的规律，又从这个规律引发了对大气变暖的思考。 

　　于是，这也就成了我们论述这一问题的步骤和层次。我们想这更便于大家的理解，尤其对于中医的界外人士，在没有兴趣关注中医时，或许因为这个题目而能耐着性子把这篇文章看完。 

　　当我们把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三者是一个问题了，尽管看起来有点费解，有些枯燥，与我们的常识有不小的距离，但是它有一以贯之的思维方法。 

　　这个题目还透着几分浮浅和不确定性。原本想加上“初探”或“浅析”之类的后缀，但总觉得谦虚得有点假，不如坦荡直白来得痛快。本来这个议题就有些跨学科的边缘性，就别让它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小题，也是一个大题，当大气变暖成了世界关注的大事的时候，我们该有个清醒的头脑，有点探求真理的劲头。把小题当作大题来做，实在是有些迫不得已。 

　　对于这个题目，我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实际上，仅只是个开端，只是挤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要想打开这扇大门，真得靠大家用力了。 

　　我们重视五运六气是从“非典”开始的。通过这一特殊疾病的发生、蔓延、消失的全过程，我们领略了五运六气的神奇。五运六气的推算竟然是惊人的与实际相符，使我们不得不叹服老祖宗的智慧，不能不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而自豪。 

　　我们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就会看到从“非典”发生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一连串解不开的迷： 

　　为什么“非典”三月来，五月走？来时不知是哪里来的病毒，走时又没听说谁杀死了病毒。 

　　为什么“非典”的传变伤及的是肺，而不是心、肝、脾、肾等脏器？ 

　　为什么“非典”的传染，从广州到北京？上海同样是大城市，同样有广州人前往，为什么却安然无恙？ 

　　为什么往常传染病发生时，接触人最多最杂最易染病的出租车司机，在这次“非典”中却无一例感染？ 

　　为什么“非典”多光顾青壮年，而通常认为免疫力较低的老年人和儿童反而染病者甚少？ 

　　为什么防护严密、消毒严格，多有预防素质的医务人员染病的比例反倒大大高于没有防护的普通人？ 

　　这一连串的问题，用现代医学的病毒病菌学说恐怕全都回答不了， 以至于西方医学的权威专家至今没有一个人敢于问津，都在那里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真正敢于正视这些问题的恰恰是被冠以“伪科学”的中医。依据中医清晰、完整、系统、严密的理论，我们轻而易举地给出了答案： 

　　发生“非典”的2003年是癸未年，当年的年运是水运不及，则火必旺，司天之气是太阴湿土，在泉之气是太阳寒水，三月至五月（二之气）的主客气都是少阴君火，正是湿气为主兼有寒热二气。中医认为天人相应，湿、寒、热三气并存，正为疫病的发生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尽管作为传染源的病毒各式各样，尽管它不断发生人们难以料想的变异，但只要具备条件，就必然形成疫病。《黄帝内经》说在这种气运下是“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 

　　“非典”既然以湿、寒、热三气并存为条件，当五月下旬进入三之气，主气变为少阳相火，火旺携风，风能克湿，当湿的条件不存在了，疫情就会结束。我们在当年四月据此作出“非典”将在五月下旬结束的判断（当时即上网公布并致信政府）。而正是在5月20日全国“非典”发病报为零，准确得连我们都难以相信。 

　　作为现代医学至今没有杀灭病毒的药物，发生病毒性流感后的传变并不少见，都属非典型性的，常见非典型性肾炎、心肌炎等。中医认为这次“非典”发病的年运火旺，在二之气时，主客气少阴君火叠加，火旺克金，肺属金，发病传变必主在肺。 

　　“非典”之春，北京气候一反常态，无风而多小雨，温暖湿润；而上海也不同于往年，是少雨而多风。那年春天上海的风比住年都大。有风而少湿，上海就不具备“非典”发病的条件。 

　　正因为北京当时气候宜人，出租车几乎都是开窗行车，车行有风，恰恰是风除去了司机体内的湿热，从易感者变成了非易感者。 

　　老人和儿童虽然免疫力不如青壮年，但他们不熬夜，不喝大酒，不过分操劳，体内很少有湿热，所以他们不是易感者。而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再加上滥用消毒水擦地刷墙，把环境搞得湿气很重，自己制造了湿热易感的条件。平心堂的医护人员同样奋战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但由于坚持以中医理念预防，清热祛湿的中药加上有“天然白虎汤”之称的西瓜，即使连夜加班，也没有一人上火，故而平安无事，一例疑似也没出现。 

　　至于第二年从实验室里跑出来的“非典”病毒携带者，尽管带的病毒是真的，却由于自然大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人们体内的小环境也随之平和，再凶恶的病毒，没有了生存、繁殖使人致病的条件，也就无处施其淫威了。 

　　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听到“非典”病毒被消灭的喜讯，但是“非典”却离我们远去，谈虎色变的恐慌已经消于无形。难道我们周围真的就一个“非典”病毒都没有了吗？恐怕只有傻瓜才会如此天真。那为什么我们不再“非典”了？这就是我们不用再找答案的答案。 

　　“非典”来时，大家纷纷喝中医预防。真正有效的，是那些清热祛湿的清轻之剂。当时指导广东省中医院防治“非典”的邓铁涛老（著名中医，现年93岁，近日获“国医大师”称号）专门打电话来，叮嘱我们，防治此病，重在祛湿。事实证明，只要人体内环境改变，没有了湿、寒、热三气并存的条件，人就不会染病，就可以和病毒“和平共处”。 

　　广东省中医院接治“非典”患者五十多人，正是应用了这一理念，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有后遗症。平心堂当时也是依此理论，熬配中药两万多人份，凡服用此汤药者，包括已被宣布隔离的北方交大、电影学院等，均未出现一例疑似。 

　　因缘相合则为果，在“非典”流行之际，“非典”病毒是“因”，致病患病为“果”，由大自然而影响的人体内的湿、寒、热则是“缘”。中医防治疫病，正是从“缘”入手，即从条件入手，切断了由“因”到“果”的通道。不管病毒是什么类型，也不管病毒如何变异，中医不是用杀灭病毒的“对抗”方法，而是以调整体内平衡的“调和”之法，达到了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目的。这就是中医常引用《黄帝内经》说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我们在夏天经常用来治疗腹泻的藿香正气水，在实验中却是大肠杆菌的良好培养基，说明此药没有杀菌的功效，它的作用正是从“缘”入手，从条件入手，改变了人体内湿热的环境，抑制了大肠杆菌的生长。 

　　我们用了这么多的笔墨回顾“非典”，目的只在于证实五运六气的科学性。《黄帝内经》说：“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中医顺应此规律，使防治有效，反过来也证实了这一规律。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说，还应加上“时间”，实践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能这个命题，更接近于真理。 

　　能证实五运六气的科学性的不仅是“非典”，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 

　　比如在此之前，1956年（丙申年）全国爆发乙型脑炎，老中医蒲辅周根据当年年运属火运太过，是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的岁气特点，拟出重用性味辛寒的石膏，以解肌清热为主的处方，在全国推广使用，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下降，后遗症减少。1958年（戊戌年）全国再度发生乙脑流行，大家再度使用蒲老当年的处方却收效甚微，请教蒲老，他指出1956年年运以火为主，1958年却是年运属土以湿为主，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属寒湿岁气，必须重用性味苦燥的苍术，重在散寒燥湿，蒲老据此调整处方后，再次取得了神奇的疗效，显示了中医的威力。 

　　再比如今年的“甲流”，今年是己丑年，属土气平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以湿寒为主，猪为寒畜，所以寄主为猪。发病时正值春天二之气，少阴君火当令，在寒湿之上又加上风火，由此我们判断“甲流”爆发的条件是寒湿风热四气，以寒为主。西方的研究结果也证实，“甲流”病毒含有猪流感（寒，猪为水畜）、人流感（湿，人属土性）、禽流感（热，禽为火性）的成分，其广泛流行正是风的表现。 

　　寒湿风热四气使“甲流”在各个季节都能流行，因以寒为主，故只是在春季和秋冬之季天气较冷时发病较多，但因为四气自身互相佐制，使得这一流感不象“非典”那么凶险，致死率不那么高，很接近于普通的流感，也很容易转化为普通的流感。 

　　我们推荐服用“防风通圣丸”，此药兼有驱风、散寒、解热、祛湿的功效，其有效性已经在今年的防治实践中得到了证明。我们预测H1N1型甲流应该在2010年1月下旬消失，因为从大寒起进入下一个年运，属金运平年，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不再是以寒湿为主的岁气（详见附件1《庚寅年[2010年]气候特点和养生提示》）。 

　　从“非典”开始，我们以《黄帝内经》所述的五运六气年年推算，月月对照。越对照，越感到五运六气不仅可信，而且有理；不仅有理，而且可用，可大用。 

　　大家记忆犹新的2007年冬，从11月下旬小雪到2008年1月中旬大寒之前（即丁亥年的终之气），《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终之气……阳乃大化，蛰虫出见（通“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实际情况正是如此，除了流感病人见多，人们惬意于暖冬的舒适，陶醉于股市的飙升，却忽视了《黄帝内经》的提醒。老天爷一点也不讲情面，从春节前的大寒起，气温骤降，南方大雪加冻雨，成为数十年（应该是30年或60年一见）罕见的大灾。 

　　这时我们才想起翻开《黄帝内经》，对戊子年的初之气（即2008年1月20日大寒至3月20日春分前）是这样描述的：“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又言中了。 

　　五运是指按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推算的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年运变化，简单来说，甲乙属木主风，丙丁属火主热，戊己属土主湿，庚辛属金主燥，壬癸属水主寒。其间会有太过或不及，也会有平气之年。年运与岁气的推算互相关联，密不可分。 

　　六气是指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推算的岁气，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分为六气，即四个节气为一气。从大寒算起，大寒至春分前为初之气，春分到小满前为二之气，小满至大暑前为三之气，大暑至秋分前为四之气，秋分至小雪前为五之气，小雪至大寒前为终之气。 

　　依据每年气候常规，每一气的主气都是守常的，初之气的主气是厥阴风木，二之气的主气是少阴君火，三之气的主气是少阳相火，四之气的主气是太阴湿土，五之气的主气是阳明燥金，终之气的主气是太阳寒水。六气的主气年年如此。 

　　厥阴风木的概念是阴尽阳生，所以定为一年之始。这时的气候特点是地气返暖，万物萌动，“木”表示生发，“风”除了显示多风，还表示多变化而不稳定，称为“善行而数（shùo）变”。 

　　少阴君火的概念是阴气收敛，阳气始至。气候特点是温而不热。“君火”与“相火”相异，“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取类比象的表述。“君火”时如君临天下，光明普照，热多在形而少在实；一到“相火”，就如同宰相治国，才是实热。 

　　少阳相火的概念是阳气正当少壮。气候特点是日渐炎热，而且火旺携风，所以常有风气相助。 

　　太阴湿土的概念是至阴返阳，阳气在外，暑热夹湿，土育化万物。气候特点是雨多湿盛。 

　　阳明燥金的概念是阳藏秋窗，“明”字原为“?”，是月照窗棂之意，喻阳气收敛，热随秋去，金为肃杀之气。气候特点是天干气燥，寒霜渐临。 

　　太阳寒水的概念是至阳返阴，阳气收内，水沉于下。气候特点是天寒地冻。

 　　除了以上随季节规律性变化而确定的主气，每一气还有客气相佐。客气是依每年岁气的变化而推算出来的（见表一：岁气变化周期一览表），岁气的变化，是以“司天”和“在泉”来表述的，“司天”和“在泉”之气统辖全年，司天之气偏重上半年，在泉之气偏重下半年。再加上司天之气与三之气的客气相同，在泉之气与终之气的客气相同，则更强化了客气的影响力。有些时候，当季的气候特点更多的是反映客气的状态。 

　　在主气和客气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了每一气随岁气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性气候特点。 

　　比如2009年是己丑年，司天之气是太阴湿土，在泉之气是太阳寒水，则气候特点是全年湿寒，上半年偏多雨，下半年偏寒冷。已经过去的三之气（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主气是少阳相火，客气是太阴湿土，明显比往年雨水偏多。尚未来临的终之气（11月下旬至2010年1月下旬）在泉之气、主气和客气都是太阳寒水，三寒叠加，尽管会因物极必反，出现短暂热象，但整体上一定会比往年冬天要寒冷，大家届时不妨验证一下。（详见附件2《己丑年[2009年]气候特点和养生提示》）。 

　　以上只是对五运六气的简单的常识性解释，要想掌握更广泛的深层次的内容，需要深入学习《黄帝内经》、《易经》等典籍；如果想破解此规律之迷，则需要借助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等各门科学；如果想从此入手研究生命科学，那就只有在中医中找答案了。

　　从表一可见，气运变化每六年就出现一个相似的周期，比如在未年（羊年）的2003年出现的疫病“非典”，到丑年（牛年）的2009年又出现疫病“甲流”。气候与发病特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见表二：岁气与温病相关表）。我们暂称之为“似周期”。

　　这种“似周期”的推算，仅以年岁的地支为参数，若再加上天干，则60年为一个“准周期”，称之为一个“甲子”。“甲子”不是单纯的纪年办法，它所包含的内在规律，是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观测总结出来的。 

　　西方民族的起源多是游牧为主，虽也受气候影响，但由于可以随时迁移，所以消弭灾害的能力比较强。而我们东方则不同，我们是以农业为主，必须对气候变化规律有更深透的了解。 

　　60年“甲子”这一规律被我们的祖先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医疗等生活中，并扩展到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成为涉及天文、历法、物候、气象、地理等综合性很强、应用面很宽的一门科学。并在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中，逐步渗透进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疫病。虽然史书的记载不尽完整，但只要是比较严重的疫情，总会找到些蛛丝马迹。 

　　在这次“甲流”发生后，李维贤先生（中医主任医师，原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基础所副所长）从大量史籍中，查找己丑年的疫情，居然被他抓住了规律性的现象，请看下表（表三：己丑年史载发病疫情表）

　　从此表看，病毒病菌竟然如此听话，不是听我们人类的话，而是听从大自然的摆布。疫病与年运竟然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当时的记载太过粗略，没有发病月份的标注。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依气运规律推算，发病应多在二之气。中医常说“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当冬天不冷，阳气不能内收，藏而不能化精，则必成内热郁积，遇到二之气的少阴君火，使内热难以发散，内热遇外寒或内热夹湿，则很容易发生流感。

　　晚清有一位名医，叫陆懋修（公元1818-1886年），儒医兼通，精于临证，在当时极有影响。他说“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依据此理，他将公元前2697年（黄帝八年）作为第一甲子的起始，推算至1864年，第76甲子。以人们所熟悉的有影响的古来医家为例，探索六气变化与医家流派的相关性，得出“湿寒、寒湿之运，则以温散温补为治者，非偏矣”，“风火、火风、燥火、火燥之运，则以凉泻清滋为治者，非偏矣”（见表四：六气变化与医家流派的相关性）。 

　　中医门派很多，但主要分为寒凉派和温热派，只有当它们疗效十分明显时，才有可能为人们所认可，成为当时的名医名派。而探究其内在原因，则是与当时的气运变化相应。中医历来主张因人、因时、因地施治，就是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和应用。

　　陆懋修的推算，揭示了气运变化与中医医家流派的相关性，“补泻温凉，各随其运”，进一步证实了中医的天人相应的理论。对于《黄帝内经》所说“必先岁气，毋伐天和”，陆懋修指出“此但就逐年之岁气言之，而六十年之岁气不可不讲也”。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正处在风火之第79甲子。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天气很冷，都需要穿棉裤、棉鞋，戴棉帽，有不少人手、脚、耳朵屡犯冻疮。而从1984年之后，据气象观测记载，至2008年之前，已经出现了16个暖冬，这又恰与我们推列的气运的变化规律相符（请看表六：1984-2013年30年气运表）。未来的第80甲子是火上加燥，直到2104年才会回到与1984年相同的坐标横轴，重新开始变冷。 

　　当今的中医，虽然真正有功底的已存世不多，但仍可见寒凉派与温热派两派并存。正因我们这代人的年岁跨了两个不同的甲子，1984年以前为寒湿气运，则温热派多良效，之后为风火气运，与当年张仲景所处年代的气运相似，则又能以寒凉派胜出（见表四、表五）。 

　　顺应大自然的变化而辨证施治，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正是中医的高明之处，正是我们的老祖宗的高明之处。“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不考虑年运的变化，不从大处着眼，抓不住气运变化的大参数，只去抠脚趾头，又怎么能看好病呢？

　　从1984年到2013年，30年中将出现20个暖冬（至2007年已经出现了16个）。而且根据表五所推，这30年属于第79甲子的前30年，当以厥阴风木为主，气候虽会变热，但由于风具有“善行而数变”之性，其间还会出现偏冷的现象。 

　　而其后30年，即从2014年到2043年，即第79甲子的后30年，则属于少阳相火当令，应该比前30年更热，现在人们所说的大气变暖将会更加突出。就是说现在还没热到头呢，至少要到2044年以后才有可能开始降温。在以温热为主的年运中，必然多发流感，大家应注意表2的提示。 

　　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是，在第79甲子大气变暖之后的第80甲子，进入火燥当令，在热之上又加干燥少雨，恐怕将出现比较严重的淡水危机，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依此推算，从1984年起进入第14大运，至2343年前，这360年就是少阴君火和阳明燥金当令，属火燥大运。从公元904年至4503年，这3600年为第2大周，亦属火燥大周。可见，我们今天正是在火燥叠加的气运之中，气候变暖大势所趋。 

　　只不过周期越长、越大，与某一年的相关性越小，影响力越弱。但这类叠加的推算却可以作为长期趋势的参考，或许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意义，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探索大自然规律的新的启示。 

　　综合归纳、推理演绎、取类比象是我们祖先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西方的统计演算、数理分析、精密实验一道，共同诠释着人类面对的各种事物。与西方相比，我们似乎少了一些精确性，但更多了系统性、完整性和变化性，从这个角度上评价，其科学性不容置疑。

　　谁是大气变暖的罪魁祸首？许多人认为是人类自己，是人类无止境地开发、索取、享用的结果。人类真的该承担罪责吗？ 

　　前些时候，有新闻报道，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了一个经考证为汉代以前的码头，说明这沙漠曾有过广阔的水域。我们至今未见到人类曾在这里有过大规模开发的记载，那么这片土地何以变成了沙漠，码头何以埋在了沙丘之下？恐怕谁也无法将之归罪于人类。 

　　在世界各地，几乎年年都有森林大火发生，20多年前的兴安岭大火、前年的希腊大火、这两年的美国加州大火，哪一场大火不是在增温？哪一场大火不是在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却没有见到周边地区气温升高的报道，如果说它们烤化了北冰洋的冰川，恐怕更不会有人相信。这些大火与几千个发电厂或数万辆汽车的排放相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按照运气学说，大气变暖是一个周期性的必然，就象大气变冷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不是人为可以操控的。本文在前面已经将此规律陈述得很清楚了。 

　　即便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也应该认识到有变暖的地方就会有变冷的地方，不然暖从何来，寒归何处？现在面对大气变暖，我们说是人类过度地开发了能源。如果将来变冷了，又该怎么说？是不是又要说是人类过度地消耗了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