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甘露之泉润泽四方（摘录）

　　蒙医学的形成，首先是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积累和医疗实践的结晶。蒙古族谚语说：“病始于消化不良，药始于开水”。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却道出了一切传统医学创造发展的真理，成为学习、理解一切传统医学的钥匙。医学是人类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生命探索。它从呻吟中诞生，从痛苦中创造，从存亡中积累，从继承中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检阅了无数的生命现象，动员了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维和科技手段，一步一步地摸索人体生老病死的规律。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寒冷、潮湿、风雪的自然环境，狩猎、放牧、逐水草而居的马背生活，面对寒症、骨伤、胃肠疾患等常见病、多发病，利用饮食、艾?、药草等简便验廉的防治方法，这一切都是蒙医学形成的土壤和基础。

　　公元13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地区之后，东讨西征，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辽、金、南宋，到西亚、阿拉伯半岛，中医学、契丹医学、回回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希腊医学自然地交会在一起。蒙古帝国积极引进，兼收并蓄，为比较原始的蒙医药注入新的活力，这是蒙医学形成的第二个因素。

　　十六世纪以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佛教文化成为蒙古社会的主流文化，藏医学也相应地定于一尊。这是蒙医学全面形成的重要契机。从此，蒙医药在蒙古人民长期医疗实践取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吸收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以阴阳五元学说为中心的“三根”、“七素”理论，又经伊希巴拉珠尔等蒙医学家联系实际发展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蒙医学体系。伊希巴拉珠尔（1704-1788）是一个经历了康、雍、乾三代的著名学者。他精通哲学、历史、文学、佛学、医学、天文、历算等多种学问。他的《四部甘露》等系列著作，“使蒙医学在理论上更加丰富”。“伊氏的《甘露之泉》一书，系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药方等，从理论上做了精辟的论述”。特别是他对“寒症”理论和对“六基症”的全面论证，补前人之不足，发前人所未发，对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蒙医学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平衡为生理病理基础，借用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的基本理论作为学术框架和说理工具；二是在实践中建立了既不同于南亚地区、也不同于青藏高原的疾病谱，而以蒙古草原的常见病、多发病为防治对象的别具一格的临床医学。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兼收并蓄、继承创新的一个范例。

　　正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蒙医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蒙医学没有忘记自己来源于辽阔的草原的甘露之泉，永远保持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坚持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提高防治疾病的能力，按照蒙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开拓前进。蒙医学本身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此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它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自身的发展。这里所指的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有广泛而深刻的含义，决不是简单地用“西医化”或“科学化”来代替传统的蒙医学，也不主张蒙医和西医作简单的混合来代替有机的结合。蒙医学在前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知识的更新与扬弃。我们把这种扬弃看作是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是继承与发展中无法避免也不必回避的趋势。

　　正确对待包括蒙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学术自由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大问题。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知，是继承发展民族医学的前提，这方面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西方现代医学的权威人士认为，“替代医学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只有被客观资料科学地证实了的医学和缺乏科学依据的未被证实的医学。”他们实际上全盘否定了传统医学的卓越疗效，否定在现代医学出现以前人类曾经有过的医学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偏见和对传统医学的无知。所以现在的西方科学家又提出了“高科技，高思维”的命题，其中的高思维就包括艺术创造和替代医学在内。世界上一切高水平的传统医学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人体生命的整体观察和积极调整，同时注意天然药物的应用和心灵手巧的技艺，这是传统医学的精华所在。中国清代蒙古科尔沁草原上有一位名叫那仁阿柏（1770-1855）的正骨医生，他的正骨术高超绝伦，被誉为“有仙女般灵巧之手的神医”。他死后清政府为了纪念这一位名医，专为其修建陵墓并立白石之碑。那仁阿柏生前对自己的儿子说：“正骨医生之双手，为正骨器械中之最为高明者。”我们今天正在寻找这样一双灵巧的手。要么找回这样一双灵巧的手，要么用智慧创造一双更加灵巧的手。但这两双灵巧的手都应该属于蒙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