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估中医教育 促进中医教育改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于2002年3月12-13日召开了“关于召开中医药人才培养座谈会”，由于会议时间太紧，一共只有2个半天发言，尽管多数与会同志争先恐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没有展开讨论。我为了尽可能多听、多学习、多思考、多受启发，在会上没有发言。为此，特作一书面发言，寄给与会同志，希望得到各位专家、领导的指教。

对历史的回顾和中医教育的评价

　　建国以来，我国中医正规教育是从1956年开始的，至今有46年的历史，俗称中医教育50年。要想真正评估我国中医教育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必须分阶段认真分析，笼统地说“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不够的。这46年的中医教育水平差异很大，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56年到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第二个阶段为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三个阶段为1977年恢复高考正式招生至今，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后的25年。

　　在1956年之前，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医学校都是私人开办的。规模不大，每年毕业生不过几十人，全国亦不过几百人。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中医，现在多已是古稀之年，相当多已谢世，他们的整体水平，是现在大家公认的，在临床疗效上最为突出、最受群众欢迎和信任的，这些人人数已经不多，北京不过百，全国不过千。这批老中医从自身的成长经验和中医医、教、研实践中深刻地察觉到目前中医教育的问题。极为担忧中医的前途，多次反复对中医人才培养中的问题提出意见。

　　第一阶段，是我国中医正规教育的起步阶段。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整顿了严重西化的卫生部的领导，使我国中医药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当时边开课，边编写教材。由于教学队伍的主体是以秦伯未等为代表的传统名老中医，所以尽管其间有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的干扰，第二版教材还能保持很浓的中医特色。可惜的是这版教材1965年搞出来还未正式使用，就被“文化大革命”冲掉，被封存起来。这一阶段的教学承袭了以前私人国医学校的某些模式。还要背诵经典，还要拜师，即使是这样，老中医们仍对这种教学的中医特色不满意，上书提出意见（见附件：“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这阶段培养出了一批水平相当不错的中医人才，他们的整体临床水平虽然与老中医还有一定差距，但他们是我们今天中医医、教、研工作的骨干。这批人有一定中医功底，又有较新的思想，学习了一些西医知识，他们现在已经或即将到退休年龄，仍承担着中医药医、教、研的主要任务。这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培养出的人，其中水平比较高的还是1964年以前毕业的四届学员，由此亦可见当时若是中医高等教育再改进些，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医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大批老中医被当作牛鬼蛇神，被批斗、送进牛棚，“中西结合”成了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医机构被大量关停，从370多所锐减到170多所，即使是保留下来的中医机构也严重西化，“神父管和尚”成了其主要特色，我国中医药事业成为极左思潮的重灾区，面临濒临消亡的严重局面。在这个阶段中，除了以自学为主出了极少数中医药人才外，几乎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形成中医药人才的严重断代。这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永不忘记，永以为戒。现在有人不愿提这段历史，不愿正视中医药由此而遗留的问题，无疑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第三阶段，党的阳光照亮了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出发，带来了共和国的新生，也带来了中医药事业的新生。中央明确指示“中医不能丢”，邓小平同志题词“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为恢复、振兴我国中医药事业鼓足了勇气，指明了方向。崔月犁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为“中医不能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奔波数万里，做了大量的调整研究，虚心求教于全国的中医专家，广泛收集听取了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1982年，崔月犁同志在他主持召开的“衡阳会议”上提出的“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是“中医不能丢”的切实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步骤。为了“中医不能丢”，他顶住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排除了各种干扰，以大无畏的胆魄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中医药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面恢复，中医机构从170多所，跃增到1100多所；中医高等院校从8所，跃增到22所；老中医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中医从那时起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教授。在此期间我们的老中医们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多次上书呼吁，他们以自己扎实的行动，抵制清除中医西化的遗毒和倾向。在此期间我们的宪法中增加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条款，中医药事业发展有了根本大法的保障；在此期间，国务院决定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门管理机构，有了组织上的保证。这一切工作，真正达到了中央提出的“中医不能丢”的要求，做到了中医没有丢。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公开发表，1987年“国务院对发展中医中药的几点意见”公开发表，“中西医并重”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中央反复强调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的基础上，2001年3月4日又发表了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指示，这121个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医的科学性作了最明确的结论，以“中医科学化”为口号的一股逆流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121个字再次肯定了中医药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中医是封建迷信”的论调永远别想再抬头；“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的指示，再次彻底批判了“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的谬论，成为针砭中医药界软骨病的一剂良药。

　　这一阶段是中医药事业在拨乱反正、正邪相争中恢复、振兴的时期，25年来，在中医的战略发展问题上尽管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但的的确确是在争论中、在抵制西化，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中，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了。今天，如果有人再想消灭中医，已经不可能了，如果有人再想扭曲中医的发展道路，已经很困难了，中医药事业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江泽民同志指示的方向，坚持实事求是，一定可以纠正前进中的问题。具有简、验、便、廉特点的中医药，一定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正如邓铁涛同志讲的“21世纪，是中医的转折点，中医要腾飞了。”

　　客观、准确、全面地评价解放以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建议中医药局把这项工作列入研究课题，以史为鉴，可以让我们的青年不再迷惑，让我们的政策不再动摇，让我们的中医药事业不再走弯路。

执行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

　　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不仅是落实“中医不能丢”这一英明决策的决定性措施，而且还是今后中医事业发展的关键。这些年我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比如继承与发展、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其实质就是一个问题，即反对中医西化，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中医西化由来已久，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即保住中医主体的斗争则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继承和发展问题上，尽管可以讲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但必须抓住主要倾向，我认为老中医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核心的问题仍是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的问题。从中央提出“中医不能丢”开始，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做到了中医没有丢，但并不等于继承工作搞好了。在我们现在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中，教材中丢了，第六版教材的中医基础居然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还不是丢了？课时中丢了，学习《内经》的课时从488学时，下降到90课时、30课时，以至成了选修课，还不是丢了？教师中丢了，在课堂上“三分之一讲中医，三分之一讲西医，三分之一灌输中医不科学”，还不是丢了？临床实践丢了，在第一阶段时，学生6年学习可以接触5000-10000例病人，现在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中医这门临床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都从耗子身上去写论文了，还不是丢了？当年为“中医不能丢”所做出的努力，中医机构的增加，中医院校数量的增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壳，邓老（铁涛）称之为“泡沫”，干老（祖望）称之为“蝉蜕”，是很形象深刻的比喻。其实加强继承工作并没有多么难，只要学校改过来就是了--可实际中却总有一些中医教育界的学者、领导对老中医的忠告和社会舆论批评充耳不闻，还时有反感，总是舍不得被扭曲得不象样子的教学模式，究其实质，不客气地说，还是中医西化阴魂不散，还是没有学懂江泽民同志的121字的指示。

　　在中西医结合问题上，现在出现一个怪现象，要发展中医的人总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而搞中西医结合的却唯恐避之不远，非把自己独立出去不可。其实，谁都知道，中西医结合50年发展至今，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连自己的定义也还搞不清楚，尽管“文化大革命”着力地“培养”了一下，现在还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人多势众也没修成正果，充其量只是中西医两种方法的并用，没有超出“互相补充”的水平。现在最好的路子，就是“共同发展”，西医发展，中医也发展，“互相补充”，中取西之长，西取中之长。本来在现实情况下，中医与西医之间，西对中的偏见最大，西对中的替代倾向最强，西与中的发展规模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再加上个中西结合，而且这个“结合”要中医来做，西医是连眼皮都不抬的，由此强行要中医放弃自己主体的压力是很大的，使中医不能不起而反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崔月犁同志当年一直主张中西结合主要要由西医来搞，要加强西学中，在西医院校里，西医医院里设置中西结合的相关科系。

　　在中医药现代化问题上，有人会说江泽民同志都指示要“推进”，你还能反对吗？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个是现代化不是西医化，这个问题吕炳奎同志反复提过，要用其他学科的各种现代手段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系统论、量子论等。用西医的医理、药理来“发展”中医药，只能把中医强行推入“消亡”的死路。第二个是中医药现代化的“现代化”概念与四个现代化中“现代化”的概念还是有差别的，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改革开放，学习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而且仍然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也是中医药的最强国，中医药现代化不是在否定自己的基础上，更不能丢掉自己的主体，而是要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西方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用“和国际接轨”替代现代化的概念，难免会陷入邯郸学步、逐本求末的泥淖，带来的不是中医药的现代化，而是中医药的消亡。我们当年已经领教了用“中医科学化”进行中医西化的做法，今天我们同样要警惕以“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推行“中医科学化”即中医西化的做法。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不能割裂和歪曲，前两句讲的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文化性是中医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这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总原则。推进现代化是实现发展主体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

　　综上所述，当前在发展中医药事业中，核心的“中医不能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医西化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最严重的威胁。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今天，我们有了江泽民同志的121个字的指示，对于扭转中医事业发展的错误倾向，迎接中医药事业振兴的春天，更加充满了信心。我愿在此再一次强调，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不能割裂，不容歪曲，执行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不能犹豫，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总方针，也是我们改革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总方针。现在有些院校不重视对江泽民同志指示的宣传和教育，有的学员至今都不知道。建议各院校应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检查和指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0年的中医正规高等教育，到底怎么样？国家搞了很多调查，这次座谈会发的文件中，也有“本科生、成人教育和师带徒三类人员的比较分析”和“不同学习形式中医师岗位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两个材料，说明开始重视实践的检验这个大问题。但是材料分类本身就脱离了实际情况，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出在中医临床实践中的真实情况，没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我们开办了一家很小的中医诊所（平心堂门诊部），门诊部以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为根本。在这里出诊的大体有上面提到的在1956年以前、1956年到1966年中医药正规教育初期和文革之后三个阶段培养出来的三类人才。在临床实践中和与其他中西医院医疗实践、医疗质量的对比中，我们看到虽然每一类中都有特别出色和不够资格的特例，但作为整体水平他们各自的优势、特点和缺陷可以大体作如下分析：

　　老中医专家对中医事业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还没有见到哪个学科的专家对本科学的热爱程度能超过他们，他们把中医事业的振兴看作自己的生命，为此一直在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学术特点是中医基本理念把握得完整而系统，能将此贯穿于诊断、处方和心理咨询的全过程；他们的中医功底很深，对中医经典的熟知，即使已是七八十高龄，仍可朗朗背出，令人惊叹；对中药的药理、药性，对中药验方的熟悉和掌握，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熟练运用的验方不下于五六百方。他们的临床诊断，基本上是靠四诊合参，诊断准确而完整，西医的各种检查指标只能起很小的参考作用。所以在临床上，他们可以熟练地运用五运六气、五行的生克制化、经络脏腑等辨证等指导处方用药，所以尽管他们多有专长，但内外妇儿、全身调理、急重危难都能接手治疗。他们习惯于应用的古方、传统中成药已经有很多（初步统计不下300种）没有人生产了，而新的中成药组方不明，在临床上几乎无法使用。他们最突出的是临床治疗往往可收奇效，即使是对于大医院束手无策的疾病，大多可以做到手到病除。在平心堂这个小小的门诊部，几乎每个月都有医学奇迹的发生。他们与后来的各阶段人才相比，最突出的就是中医理念坚定、中医功底深厚、中医临床经验丰富，即真正的保持了中医特色。他们的医术得到社会高度赞扬，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他们的西医知识虽然不多，但在临床上完全够用。作为中医来说，应以他们为楷模，是我们中医人才培养的方向。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要认真研究他们成才之道，这是十分必要的。

　　1956年至1966年期间入学，毕业于1960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水平并不一样，其中以毕业于1964年以前的整体水平更高一些，这批专家中医的基本理念没有动摇，他们热爱中医，相信中医，只是中医的基本功与老中医相比稍差一些。经典虽不如老中医读得多背得熟，但基本理念是完全掌握的，验方虽不如老中医背得多，运用得自如，但也能掌握300方以上，在临床上，由于他们有更多的西医知识，在诊断上则以中医四诊和西医检查并重，更多的是偏重于某一科，有的成为该学科的带头人，但若论对其他各科，对急重危难病人的治疗则显得办法不多，水平不足。临床疗效也体现在专科上，这是中医院向西医靠拢，长期分科过细造成的。尽管老中医对这种教学当时就提出了意见，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中医教育坚持到今天，我们的中医事业真不至于出现这样后继乏人的局面。这批专家现在完全有能力、有精力整理自己的成才的经验，建议局里加以组织，他们的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对于中医高教的改革，会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从临床实践看，水平最低的是近20多年培养的学生，尽管人数很多，每年毕业生8000-10000人，但热爱中医的不多，从事中医药的也是少数，他们从学校得到的，不是对中医的相信，而是对其科学性的怀疑，学的经典不能与临床实践结合，验方掌握得更少，有的少到了连几十个都背不下来的程度，他们的中医基础知识非常薄弱，他们的实习环境和条件基本上是西医，他们开方用药往往依据的是西医的诊断，中医四诊反倒变成了辅助，有的连辅助都没有，开出的方子是“有药无方”，背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他们的长处是会做实验，会写论文，会按现在西药的药理和实验方法开发研究新药，他们有学历、有职称，但是临床看病没有水平。虽然也有象黑龙江曹洪欣这样的专家，但的确为数太少了。我们对中医后继乏人的担忧，主要是针对这阶段培养出来的学生而言。这段教育整体上应该承认是失败的，失败的核心就是严重西化，就是丢掉了中医的特色。这批人在医院里正在成为不能用中医药接诊危重急难病人，往往将这类病人直接推给西医，西医治不好的病，在他们手里依然治不好的医生。这批人中的有识之士，在努力通过拜师抄方学习“真正的中医”，在临床中改变西医的思路，但人数也是太少了，而且这种继续教育的路子也是太艰难了。现在连头脑清醒的在校生都提出了这些问题（见附件“一位中医学院的在校生致老中医的信”）。如果我们的中医高等教育再不从这些人身上吸取教训，痛加改革，我们的中医真的要“消亡”了，这不是悲观情绪，也不是否定大好形势，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现在在群众中流传的“中医治不了病”的说法，毛病不是中医这门科学不灵，而是“用中医”看病的医生不灵，名义上是中医，实质上不能称为中医，而且西医也没学到家。崔月犁同志和诸多老中医专家批评这种状况是“学了两个中专”，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切中时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中医水平的唯一标准是临床疗效。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了以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为中心，这是十分正确的。医生不会看病，叫什么医生？中医药院校培养不出能用中医看病的人才，谈什么成绩是主要的？

中医药高等教育亟待改革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亟待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纠正西化倾向，恢复、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

　　与会的一些中医院校领导感到很委屈，他们说中医教育是个完整的学到老的过程，不能把板子只打在院校身上。但是我认为，院校是基础，如果中医的基础打得不好、打得不牢，该是谁的责任？

　　与会同志对搞好中医基础教育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汇总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强化中医的思维和理念，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121个字的指示，教育学生相信中医、热爱中医，按中医的思路学习中医，按中医的规律研究中医，这是最大的后劲。如果在毕业时真正达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6?2?2（即6成热爱中医，2成兴趣不高，2成不干中医）就是相当不错的了。

　　2． 加强中医临床，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而且是中医的临床。学的是中医而去进行西医的临床，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邓老反复强调中医院不姓中的问题，这首先要从院校实习医院改起。

　　3． 对中医院校的领导和教师进行再培训，强化管理和教师队伍的中医理念，进行中医经典理论、中医临床相结合的大温课，请老中医把关、验收，保证中医教育队伍的中医特色。

　　4． 进行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的改革，按照今后中医师资格考试的8?2（中医占8，西医占2）的比例安排课程和学时。没有数量、学时的保证，就不会有质量的保证，这是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

　　5． 以过去培养真正中医人才的教材为基础，修订中医教材，强化中国文化基础。教中医就是教中医，不应在中医药教材中掺杂西医的医理、药理。彻底解决教材中西化的倾向。中医教材不能一味追新，有效的、能指导中医临床实践的就是最新的。

　　6． 解决教学精力分散的问题，中医院校过分强调综合性，难以形成特色和优势。中医院校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在临床中有能力的中医药人才。外语、计算机、现代科技等学科虽然不能放，也要兼顾，但终归是辅助学科，决不能等同于外语或计算机院校。

　　7． 中医院校的科研重点是，要用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的课题，而且中心是中医的临床课题，这是局领导反复强调的。培养中医的学科带头人，必须突出中医的特色。

　　8． 增加自学能力的培养和自学的比重，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增加学生自己选择的余地，实行学分制。

　　9． 探索招生的生源，中医院校招生应偏重于文科，这样接受程度更强。而且应该探索从小学或初中即开始中医教育的模式。国家应有这方面的试点。

　　另外，很多与会同志都谈到中医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的综合的问题，需要进行综合调整，即全面改善中医人才的成长环境。综合起来，有这样几个问题：

　　1． 重点的重点在医院，一定要把医院办成中医院，否则培养出的中医学生没有出路，一到医院对中医就没有信心了，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治疗率低，中药使用率低，真正的中医人才在中医院居然没有用武之地。直接的导向就是中医人才的西化。

　　2． 中医医疗收费标准过低，体现不了中医技术科技含量，单纯使用中医和中药疗法，中医院根本无法生存。许多老中医一辈子行医，救治几十万人，到老是家徒四壁，一生清贫，又怎么能要求青年学中医、干中医？要让中医先富起来，才能有更多的中医人才涌现出来，现在的民办中医院很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从政策上着力加以扶持是十分正确的。

　　3．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要有多种渠道，多种办学办法，鼓励民办，重视一技之长人才的培养，这也是中医药队伍的重要组成。为他们行医提供政策上的方便，可以抢救许多将要丢掉的好经验，也可以有利于培养出中医各层次、各方面的人才。

　　4． 中医的发展必须立足国内。有深厚中国文化的土壤，才是中医药发展的广阔天地。要切实纠正社会上的一味“国际化”的浮躁。要知道西餐厨师出不了国，只有中餐厨师才能在国外一显身手。国际上需要的中医药人才，是地道的、真正的、有中医药特色的专家。“与时俱进”是要使我们的中医教育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不是“与洋俱西”。相反，恰恰是我们自身的特色越突出，越能在世界上发展，越能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现在是有一些“中医”凭着外语好而走出了国门，但这些人出去后都深感真正的中医功底不足。随着国外中医法规的建立和严格，中医不能再用西药，将是一个总趋势。

　　5． 中医的继续教育、在职教育、终身教育是与会同志反复讲到的问题。继续教育学分已经实行几年了，但实际中，却有不少以一些水平不高的讲座充数，有的以至于讲的是西医的临床，也成了中医继续教育。希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能强化这方面的管理和指导，把强化中医基本理念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即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作为继续教育的重点，使得没学好中医的中青年人员，真正能通过学习转变西化观念，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与会同志的共识，有的已经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改革计划，我的发言可能有些重复和罗嗦，但为了缕清自己的思路，使意见更完整些，也都写进去了。总的来说，我非常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把中医药人才培养放到了首位，应该说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立了头功。我非常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个会议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我愿和大家一起，彻底解决中医药事业后继乏人的大问题，迎来我国中医药人才辈出的春天。

附录：

“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

“一位中医学院的在校生致老中医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