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论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世界各个民族，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不同，所创造的民族文化有早有晚而且各不相同。中华民族，自炎、黄二帝开创民族文化之源，成为民族的文化始祖，至今已相继绵延了约五千年。其他诸文明民族所创的古文化都已中断，未能延续，如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东亚大陆崛起的一支文化，也即中国文化，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化”(如苏美尔文化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化)迥然有别。

　　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能从上古一直传承到现在，上下延续五千年，这决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美厚重，内涵丰富，以汉字和图书为载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典籍，虽在历史上经历多次毁坏散佚，但至今流传于世的至少还有20万种以上，承载和凝结着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语言的精华，其中《周易》、《老子》、《孙子兵法》和《黄帝内经》等，简直是世界奇书。汉字的“象形”、“会意”、“形声”、“指事”的构字文化，开发大脑，挖掘潜能，促进民族智慧的发展，它孕育出了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屈原，司马迁、张迁、祖冲之、张仲景、李时珍、文天祥、岳飞、李四光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医药学家和文化巨匠、民族英雄。殷墟甲古文的研究，敦煌石窟的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露面，随县擂鼓墩编钟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世界，显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与先进。中国古代“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前进和文化的发展，传到西方，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国的炼丹术，是世界化学的先驱，中国发明的人工种痘术传至欧洲，启发了西方免疫医学的萌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

　　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3月4日下午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的教育、医药卫生联组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我国民族生活生产实践的直接经验，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

　　一、以人为本。《素问 宝命全形论篇》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人为贵”，《灵枢 玉版篇》说：“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人是天地间最为贵重的观点，确立了人在整个医学世界的主题地位。人在认识自我、人类本身的过程中，首先是将人放在天地万物之中，与天地万物浑同为一，以观察人与天地万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人在其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天人合一”概念，同时，又把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出来，对人单独进行专门观察和认识，《灵枢 经水篇》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一方面，从人的尸体解剖认识，通过观察并记录人体皮肤、肌肉、经络血脉、经筋、骨骼、脑髓、肓膜脂膏、肝、心、脾、肺、肾、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脬、女子胞、男子精室等组织结构的部位、形态、大小、坚脆、长短和肠胃常容水谷多少；另一方面，从人的活体认识，切循度量人体皮肉和通过长期观察人体眼、耳、口、鼻和肢体以及人体生理发展和病理变化，认识人体一切组织结构功能活动，尤其五藏六府各自的功能活动特点及其在心神主导下相互为用，提出了“十二藏之相使”和“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的概念，体现了东方文化的藏府观。

　　二、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与四时相副。天地万物为一，人与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保持生态环境的和谐、平衡、统一、协调，为无为之事而不违反客观规律，思想恬淡，意志清静，呼吸精气，和适寒温，精神内守，真气相从，血气营卫在心神的主导下，通过十四经脉，相谐而循环运行于全身各部组织，使五藏六府、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得到血气濡养以产生神用而发挥其各自的功能活动，并通过全身孔窍以与大自然息息相通，而保证和促进人身生、长、壮、老的正常发展。人身精气流通、血气循环运行在濡养各部组织过程中，总是在“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在“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达到养生全形，长有天命，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

　　三、我国古代人民还创建了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血气、精、神、津液、七情、六淫以及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药学理论体系，阐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预后和养生知识，具有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如汤药、药酒、针刺、艾灸、按摩、熨法、行气、导引、膏敷、搐鼻、洗浴、熏蒸、火罐、刮痧、放血、发泡、手术切除、心理疗法等等。

　　在中医药学领域里，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它周围事物相联系，并且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则根据客观实际，因时、因地、因人而辩证施治，病万变药亦万变。这一辩证思维的治疗思想，构成了与世界其他医学的质的区别，体现了东方医学的特色。在我国社会长期发展中，它在保证我国民族蕃衍昌盛过程中，受到临床实践的严格检验，并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表明它是一种以有病的人为实验对象而巩固发展起来的医学，从人类治疗医学来讲，较之以健康的鼠、兔、狗等动物人为制造疾病为实验对象而合理而准确而有效而科学得多。正因如此，它才在千百年前就走出国门，到日本，到朝鲜，到越南，到东南亚，而今走向了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世界列强用船坚炮利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纷纷侵入了中国，带进了他们的文化和商品充斥于中国市场，“洋枪”、“洋炮”、“洋船”、“洋油”、“洋医”、“洋药、“洋伞”、“洋布”、“洋火”、“洋烟”、“洋笔”、“洋烛”、“洋灯”、洋线”、“洋锹”等等，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中国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西方的文明和进步而自惭不如，开始向西方学习，有些人坚持中国文化而学习西方，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办学堂，开工厂，造枪制弹，医学领域里则出现了“中西汇通”或“衷中参西”；另有些人则严重自卑，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制造了“中国文化外来说”的“殖民地文化”；叫嚷“中国有的，外国都有，中国所没有的，外国所独有”，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他们积极地学习西方，想在西方文明里寻找真理，他们害着左倾幼稚病，盲目的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一切传统文化，一味主张“全盘西化”。他们对中国的落后状况，不责之于当时满清政府的政治腐败，而归罪于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叫“汉字落后”，“中医落后”等。晚清时代的丁福保和一些士大夫们如吴挚甫、王景沂等就竭力诋毁中医药学理论为虚妄和没有疗效，1914年北平教育总长汪大燮则极力主张废去中医，遭到了余德曛等联合各地中医反对而未果，1922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为了在全国推行西化，试图取缔针灸，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乘机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极尽诬蔑中医之能事，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一提案竟然在汪精卫、褚民谊等人支持下获得了通过，行将在全国废止中医。当时全国中医药界和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起来抗议，并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全国三百多位中医药代表集会在上海总商会礼堂，商讨应对并选出蒋文芳、张梅庵、张赞臣、岑志良、谢利恒、陈存仁等六位代表晋京请愿，而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佑任、陈果夫、焦易堂、陈力夫、张静江等人联合向蒋介石提出说明，蒋介石被迫取消了有关废止中医的一切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于是，全国的中医药有关人士，为了纪念此项“成功”，遂将请愿成功的当天“三月十七日”，订为“国医节”。但全国医药联合会，却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了。而以中央国医馆成立为标志，在中医科学化口号下，一场用西医理论改造和取代中医学术思想，取消民族文化特色的医学变革积极进行着。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份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然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联合提出了一个“四十年消灭中医”的计划，即所谓“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继之卫生部当时主要负责人就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医进行登记、考试(考西医课目)，开办进修，以西医改造中医，达到对中医“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彻底取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医药学，取消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中央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卑鄙心理，《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5日发表了《正确地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确保了中医药文化的延续。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半殖民地社会的思想影响在我国某些人头脑里没有彻底肃清，他们总是戴着西洋眼镜，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总是用西洋医学为标准，认为中医药学落后、不科学，而中医药学的活知识、活经验又在中医身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对中医下手以摧残中医药文化，“文革”期间，在扫“四旧”声浪中，医药卫生界“赶神拆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文革”结束，国家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医药事业得到了恢复。当今，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文化是多元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必然发生激荡、碰撞、交流，每一民族要在坚持和保护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地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融合以发展自己，但要切切防止自己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伤害而归于消亡。然而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西方先进和腐朽文化一起涌了进来，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及其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一些人产生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已、唯利是图、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捞名捞利、贪图享乐、无是非、无理想、无道德、无诚信、无事业心、无民族感，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推行“全盘西化”，把“中医现代化”曲解为“中医西医化”。他们不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去研究中医药学，而是以西医药学的机械唯物论观点，审视中医药学的辩证思维和整体观念；他们不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手段根据中医药学内部规律客观地去认识、去研究、去发扬，而是以西医药学固有的理论和原则去框套中医药学。他们在“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把西医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科研头上，以取消中医科研的提高；他们用西医理论，以取代中医理论，如某高等中医教科书《中医基础理论》，竟把“名曰奇恒之府”而具有“藏而不泻”功主“决断”的“胆府”理论，说成是“分泌胆汁输入十二指肠帮助消化”，如此，则“温胆汤”治“胆”何以愈“惊悸不眠”?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胆”又何以愈“发狂奔走”？他们还用西医“辩病施治”以取代中医“辩证施治”，这就偷换了中医临床工作的思维方式，取消了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了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据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调查过一个中药系，有16个教研室，没有一个研究中药饮片，都在研究开发新药。当年余云岫“废止中医，保留中药，加以改造，变为西药”的主张，而今正在实现着。他们还一听人说中医药学有优势，就斥之为是在“炫耀”自己。他们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批评过的一样：“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西医药学是一门现代医学科学，我国发展西医，研制新药，为我国人民健康事业服务，这是对的，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只重视发展西医新药，而忽视中医药学优势的充分发挥，则是不对的，尤其在中医药的教育、医疗、科研系统内强调西医药、削弱中医药，甚至以“中西医结合”为幌子，抽掉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特色，使之名存实亡，以实现“全盘西化”则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早已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蹈覆辙，偏偏在中医药机构内推行“全盘西化”呢?

　　孙晋忠、晁永国二人在其合写的《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化霸权》一文中告诉人们：“所谓西方文化霸权，就是西方国家把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西方的科技优势及其对信息革命技术的垄断。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对自己文化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并把自己的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和标准。在他们眼里别人的文化都是落后的、野蛮的；自己的文化才是文明的、进步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文化正受到压抑，失去‘活性’，处于被西方文化吞噬的危险境地。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捍卫自己的文化主权已经是刻不容缓。”

　　我国某些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存在着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则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就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削弱中医药文化，自己沦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义务推销员，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对此加以清晰认识和认真对待。而且根据报载，“1976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他们就已达成共识：利用因特网对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和依仗其在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千方百计地向我国推销他们所认可的那套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等，企图实现他们‘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感情，提高民族意识和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渗透能力，确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与发展，确保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一的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并根据自己的内部规律运动，有选择地吸取与自己有益的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充实发展自己，理直气壮地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

二00二年七月十五日
写于湖北省中医药学会